我是林正言，一名在刑事辩护领域工作了十五年的律师。这些年来，我目睹了太多法庭内外的风云变幻，但最让我感到法治脉搏强劲跳动的，恰恰是“强关刑事”这一旧有思维和做法逐渐被程序正义的阳光所驱散的过程。今天，我们不谈抽象的法理，就聊聊这“强关”二字背后，法律是如何一步步为公民权利筑起坚固防线的。
“强关刑事”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但它形象地概括了过去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于强调打击犯罪的效率与结果，有时可能忽略了程序的正当性与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障。具体可能表现为侦查阶段的强制措施适用不够审慎、对辩护权的保障不够充分，或者在证据审查上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惯性。这种思维，与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中国的要求已不相适应。
程序不再只是“过场”，而是权利的守护神曾几何时，在一些人甚至部分法律从业者的观念里，刑事程序似乎只是走个“过场”，只要最终“抓对了人”、“判对了罪”，过程中的些许瑕疵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观念，正是“强关”思维得以滋生的土壤。
然而，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_x0008__x0008_之一，便是“正当程序”。程序正义的价值，绝不亚于实体正义。它要求追诉犯罪的每一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预先设定的规则进行。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强化，就是一道鲜明的分水岭。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即使可能指向事实真相，也因其来源的“毒性”而必须被排除在法庭_x0008__x0008_之外。这一规则看似“放纵”了某些有罪证据，实则捍卫了更崇高的价值——人的尊严和司法制度的纯洁性。它从根本上遏制了“为了结果不择手段”的冲动，迫使侦查活动回归法治轨道。
我代理过一起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侦查初期，当事人被连续讯问超过法定时限，且关键的电子数据提取过程存在重大瑕疵，没有符合规范的见证和封存记录。在庭审中，我们坚决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法庭经过仔细调查，最终排除了该份关键电子数据。虽然案件后续因其他证据不足而走向发生了变化，但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程序性辩护不再是“软绵绵”的抗议，而是具有实质效力的法律武器。法官对程序问题的严肃态度，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牢牢锁在程序的笼子里。
从“口供为王”到“证据裁判”：侦查模式的深刻转型“强关刑事”的另一个历史印记，是某种程度上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过度依赖，即“口供为王”。这容易导致侦查资源向获取口供过度倾斜，甚至诱发不当行为。
如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正在彻底扭转这一局面。改革强调，侦查、起诉活动都要围绕庭审的要求进行，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的严格检验。法庭不再是简单确认侦查结论的场所，而是查明事实、认定证据、适用法律的中心环节。这要求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必须形成完整、闭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链，而不能仅依靠单一证据尤其是被告人口供来定案。
法律对证据规格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对于物证、书证的提取，对于鉴定意见的出具，对于证人出庭作证，都有了更为细致和严格的规定。侦查机关必须像“工匠”一样，精心、规范地收集和固定每一份证据，因为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在法庭上被放大，导致证据不被采信。这种压力倒逼着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从依赖人力审讯向依靠科技手段和客观证据转变。当定案的基础从飘忽不定的口供转向扎实稳固的客观证据时，“强关”的空间自然就被大大压缩了。
辩护权的实质化：从“法律帮助”到“有效辩护”在“强关”思维下，辩护律师的角色有时容易被边缘化，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而非诉讼的平等参与者。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也可能停留在形式上。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辩护权正在走向实质化。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得到了更有力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全面查阅案卷材料，这使我们能够尽早、深入地了解案情，提出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虽然强调效率与合作，但同样以保障当事人自愿性和律师的有效参与为前提。检察官在提出量刑建议前，必须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本身就是一种制衡与协商。
更重要的是，法庭越来越重视律师的辩护观点。无论是对于案件事实的质疑、证据合法性的挑战，还是法律适用的不同见解，法官通常会给予充分的时间和尊重进行审理。我曾在一起争议较大的案件中，就某个专_x0008_业领域的问题申请了有专_x0008_门知识的人出庭，法庭予以准许，并认真听取了其意见。这种氛围，让辩护不再是“独角戏”，而是真正能够影响诉讼进程的力量。当辩护权变得真实而有力，任何试图“强关”的努力都会遇到强大的制衡。
监督与救济：织密防范“强关”的制度网络防范权力任性，不能只靠自律，更需要严密的外部监督和畅通的救济渠道。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捕诉职能的行使日益审慎，“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深入人心。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依法不批捕；对于犯罪情节轻微、无社会危险性的，依法不起诉或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这从源头减少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非必要限制。
此外，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申诉、控告渠道也更加畅通。对于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经调查属实的，会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也为那些被错误追究的公民提供了经济上的弥补和道义上的正名。这些监督与救济机制，共同构成了一张防范和纠正“强关”的制度_x0008__x0008_之网。
回望来路，“强关刑事”作为一种旧有思维的代称，其消退的过程，正是中国刑事法治不断进步、人权司法保障持续加强的缩影。它并不意味着对犯罪打击力度的减弱，而是意味着打击犯罪的方式更加文明、规范，更加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坚信，只有当每一起案件的处理都浸透着程序的正义，我们才能说，正义不仅实现了，而且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这条路，我们仍在坚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