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明远，一名在基层法院工作了十五年的刑事法官。我的法庭，就设在县城里，处理的案子超过一半来自周边的乡镇和村庄。这些年，我经手了形形色色的农村刑事案件，从邻里间的伤害斗殴，到因婚恋、债务引发的恶性事件。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受是，许多悲剧的根源，并非单纯的穷凶极恶，而是传统熟人社会那层看似温暖的“信任面纱”被撕裂后，法律意识的普遍缺位与情绪失控的迭加。
过去，我们常把农村犯罪简单归因于“文化水平低”或“经济落后”。这种看法在今天已经显得片面。随着城镇化推进和信息流通加速，农村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利益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传统的道德约束、宗族调解力量在减弱，而现代法律规则又未能完全深入人心，这就形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法治洼地”。许多冲突，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理性解决，最终却滑向了暴力的深渊。
从“面子”到“拳头”：熟人关系异化的犯罪诱因在农村社会，“人情”与“面子”是维系关系的重要纽带。然而，当经济利益、资源分配（如宅基地、土地承包权、征地补偿款）的矛盾掺杂进来时，这种基于熟识的信任变得非常脆弱。我曾审理过这样一个案子：两户本是叁代交好的邻居，因为一方新建房屋的屋檐滴水问题发生口角。在村里调解未果后，双方都觉得“丢了面子”，从互相谩骂升级为持械斗殴，最终导致一人重伤。庭审时，双方都悔恨不已，但为时已晚。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它揭示了农村刑事案件的一个常见模式：纠纷起点往往很小，但在“不能吃亏”、“争一口气”的面子心理驱动下，当事人不愿、不信任或不知道如何寻求正式的法律救济（如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行政调解）。他们更倾向于私力救济，或者将怨气不断累积，最终某个导火索就能引爆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酿成刑事犯罪。熟人关系在这里，从一种润滑剂异化成了加速冲突的催化剂——正因为彼此知根知底，伤害往往更具针对性，也更难挽回。
法律认知的“最后一公里”为何仍未打通？国家普法宣传进行了这么多年，为何法律知识在农村的“最后一公里”仍存在堵塞？从我接触的众多当事人看，问题不在于完全不知道法律，而在于几个关键误区：
一是“法律无用论”或“法律畏惧论”并存。部分村民认为“打官司就是撕破脸，而且费钱费时，不如自己解决”；另一部分则对司法机关充满陌生感和畏惧，认为“一进去就说不清”，宁愿私了。二是对法律后果的严重性认识严重不足。很多人知道打架不对，但完全不清楚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有期徒刑，而不仅仅是赔钱、拘留。他们往往在铸成大错、被逮捕后，才在法庭上恍然惊醒。叁是程序知识的匮乏。不清楚如何有效取证、如何报警并固定证据、如何聘请律师，导致在冲突初期就丧失了依法维权的有利时机。
超越简单惩罚：司法如何回应乡村治理的现实？面对农村刑事案件，司法机关的角色不能止于“定罪量刑”。作为法官，我深感机械适用法律条文无法从根本上消弭矛盾，甚至可能埋下更深的怨恨。因此，在审理涉及邻里、亲属、同村村民的案件时，我们越来越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修复性司法的探索。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情节不是特别恶劣的故意伤害、毁坏财物等案件，如果被告人真诚悔罪、积极赔偿并获得谅解，我们会充分考虑适用缓刑。这并非“法外开恩”，而是基于刑法宽严相济的原则，旨在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避免“案结事不了”，当事人回归乡村后继续对立。我们会邀请村干部、族内有威望的长者参与调解，将法庭的裁判与乡土的调解智慧相结合。
庭审成为普法课堂。每一次公开开庭、每一次下乡巡回审判，都是一次生动的法治教育。我会用最直白的语言解释被告人的行为为何构成犯罪，触犯了哪条法律，以及判决的理由。让当事人和旁听村民明白，法律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条，而是具体行为的边界。判决后，我们也会就案件中暴露出的普遍性问题（如宅基地界限、借贷凭证）向乡镇司法所或村委会提出司法建议。
关注犯罪背后的社会问题。很多案件背后是留守儿童监护缺失、老人权益受侵、农村精神健康服务不足等深层社会问题。例如，我曾处理过一起留守老人因田地灌溉纠纷投毒的案件。在依法判决的同时，我们也通过司法建议推动当地加强对独居老人的关注与帮扶。法律是底线，但社会治理需要更多的温情与前置干预。
构建“法律下乡”的新网络：多元共治是关键预防农村刑事犯罪，单靠法院、公安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构建一个多元共治的“法律下乡”网络：
强化基层调解组织的法律赋能。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应加强对调解员的定期法律培训，让他们不仅懂“情理”，也更懂“法理”，能够引导村民在法律框架内协商解决问题，并将无法调解的纠纷及时引导至正式法律渠道。
“法律明白人”培养要落到实处。每个村培养几名真正懂政策、懂法律、有公信力的“法律明白人”，他们生活在村民中间，能用方言土语讲解法律，在纠纷萌芽时就能提供正确的咨询和引导，作用不可小觑。
法律服务要更主动、更可及。推动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定期下乡提供咨询，利用微信群、乡村广播等低成本方式，以案例形式普及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刑法、民法、土地管理法等知识。让村民知道，法律不仅是惩罚，更是保护自身权益的盾牌。
我常常想，法治的阳光要真正普照乡村，不仅仅是让农民“知法”，更要让他们“信法”、“用法”。当遇到纠纷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找关系”、“拼拳头”，而是“找法律”、“讲证据”，那才是乡村法治文明进步的真正标志。这条路还很长，需要法律工作者带着对乡土社会的深刻理解，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推动。作为一名身处其中的法官，我愿继续做这座桥梁上的一块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