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业超过十五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我处理过形形色色的案件。在法庭的聚光灯下，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常常是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在这些喧嚣背后，有一个群体的声音却时常被淹没——那就是刑事被害人。他们不仅是犯罪的直接承受者，也应当是司法程序的核心关怀对象。但现实中，“刑事被害人忽视”的现象，正像一道隐秘的裂痕，悄然侵蚀着司法体系的基石。
许多人可能认为，刑事案件一旦进入公诉程序，国家机器就会代表被害人追诉犯罪，被害人的权益自然能得到保障。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常常被简化为一个证据来源，一个需要被“询问”和“核实”的对象，而非一个权利主体。他们的情感创伤、经济损失以及对案件进展的知情需求，有时会被效率优先的司法流程所搁置。
被忽视的“人”：程序参与权的虚化法律赋予了被害人一系列诉讼权利，例如申请复议、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参与庭审发表意见等。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些权利的行使往往困难重重。我曾代理过一起故意伤害案的被害人。我的当事人，李女士，在案件审理大半年后，才偶然得知案件已经开庭并宣判。她作为被害人，竟然没有收到任何出庭通知。当她愤怒地询问原因时，得到的回复是“邮寄地址有误”。这种程序上的疏漏，对被害人而言，意味着被司法体系彻底排除在外，其感受无异于遭受了“二次伤害”。
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的工作报告和学术研究都指出，保障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和裁判可接受度的关键。如果被害人连最基本的知情权和陈述权都无法顺畅实现，那么判决书上的公正结论，在他们心中就可能大打折扣。司法公正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其中就包括让被害人“看得见”自己在程序中的位置。
沉默的伤痛：情感与赔偿诉求的双重困境刑事审判的核心目标是定罪量刑，惩治犯罪。然而，对被害人来说，惩罚施害者只是疗愈过程的一部分。他们迫切需要情感上的认同与修复，以及实实在在的经济赔偿。然而，在“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思维影响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诉讼中长期得不到支持。他们的痛苦、恐惧和尊严的丧失，很难通过一纸刑事判决获得抚慰。
另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很多被告人本身缺乏赔偿能力，即使法院判决了赔偿，也常常是一张“法律白条”。被害人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依旧，生活可能因此陷入困顿。这种“法律胜诉、实际败诉”的窘境，让司法的救济功能显得苍白无力。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开始探索被害人救助制度，但资金来源不稳定、覆盖面窄，仍是杯水车薪。
从“边缘”到“中心”：构建被害人友好型司法改变“刑事被害人忽视”的现状，并非要动摇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而是要在其中注入更多人文关怀和权利平衡的考量。这需要从理念到机制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首先，是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司法机关应当建立更主动、更人性化的被害人信息告知机制，利用短信、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确保被害人能及时了解案件进程、诉讼权利及后续的救助途径。将被害人当作需要被服务的当事人，而非被管理的对象。
其次，是完善多元化的救济体系。除了继续强化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力度，更应推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对于因犯罪陷入急迫困难的被害人，国家应当承担起“托底”责任，给予及时的救助。同时，可以探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在部分案件中，让被害人与加害人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对话与赔偿协商，这既能弥补损失，也可能促进真正的社会关系修复。
最后，也是根本性的，是在司法人员中普及“被害人视角”的培训。法官、检察官、侦查人员在办案时，应当时常自问：如果我是被害人，我需要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这种共情能力的培养，能让冷冰冰的法律程序散发出应有的温度。
司法的权威，最终来源于人民的信任。这份信任，建立在每一个个体——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的权利都能得到认真对待的基础上。减少乃至消除“刑事被害人忽视”，让正义的光芒照亮法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修复的不仅是被害人的创伤，更是公众对法治的坚定信仰。这条路还很长，但每一个微小的改进，都是朝着更公正、更温暖的司法未来迈出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