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处理过上百起经济犯罪案件的检察官，我每天都能看到传销活动对普通家庭的毁灭性打击。上周刚结案的一起网络传销案中，涉案金额高达3.2亿元，受害者遍布全国31个省份，其中不乏退休老人和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这些案件让我深刻意识到，刑事打击是遏制传销蔓延最有力的法律武器。
在司法实践中，传销活动的刑事认定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核心特征：组织层级性和骗取财物本质。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_x0008__x0008_之一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叁级以上的层级结构，以及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依据的运营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传销组织往往披着“新零售”“区块链”“共享经济”的外衣，但其本质仍然是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来维持运转。
去年我们办理的“鑫达国际”案件就颇具代表性。该团伙以跨境电商为名，要求参与者缴纳19800元购买商品，并承诺发展下线可获得高额返利。通过电子数据勘验，我们发现其会员系统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最高层级嫌疑人直接或间接发展了超过2000人。这类案件的取证重点在于资金流向和人员层级关系的梳理。
当前打击传销犯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证据固定和涉案财物追缴。传销组织者往往使用虚拟货币、境外服务器等隐蔽手段，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在“美嘉时代”传销案中，我们花了整整六个月时间才完成电子数据的司法鉴定，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另一个难点是主从犯的区分。司法实践中，对于在传销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团队长”“区域代理”，即使其本身也是参与者，但只要在发展下线过程中起到组织、领导作用，就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就需要检察官准确把握各嫌疑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具体作用，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刑事程序不仅惩治犯罪，更重要的是为受害人挽回损失。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可以立即对涉案资金账户采取冻结措施，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当一并提出追缴违法所得的意见。在去年办理的“康健人生”传销案中，我们通过及时查封涉案资产，最终为受害人追回了67%的经济损失。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受害人应当尽早向公安机关提供完整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受害人因担心“丢面子”或轻信犯罪嫌疑人的承诺，错过了最佳报案时机，导致损失难以挽回。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销犯罪呈现出线上线下结合、跨境运营等新特点。今年我们处理的“元宇宙投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利用虚拟现实概念，通过线上讲座、社群运营等方式发展会员，涉案金额在短短叁个月内就突破了5000万元。
针对这类新型犯罪，司法机关正在不断完善电子证据的取证规范，并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协作。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明确指出，利用互联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数额达到立案标准两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依法从严惩处。
从刑事司法的角度看，识别传销有几个关键要点：一是查看盈利模式是否依赖不断发展新会员；二是核实公司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叁是警惕超出正常范围的高额回报承诺。最近我们接触的案例显示，传销组织往往利用社交裂变、会员制电商等新兴概念进行包装，但其核心特征始终不变。
当发现可能涉嫌传销的活动时，公众应当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或直接报警。公安机关的早期介入能够有效防止传销组织做大，避免更多群众受害。在实践中，我们注意到那些及时报案的参与者，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
刑事打击只是治理传销的最后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建立全社会的防范意识。作为法律从业者，我建议公众在参与任何投资项目前，都可以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相关主体的涉诉情况，这能帮助识别很多经过精心包装的传销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