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刑法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我时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犯罪手段日益复杂、社会关系急速变化的今天，那些诞生于两百多年前的“刑事古典学派”思想，是否已经过时？我的回答是：它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如同埋藏在地基深处的磐石，始终支撑并定义着我们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轮廓。理解刑事古典学派，就是理解我们为何要将惩罚关进“理性”与“人道”的笼子里。
我是陈谨言，在法学院的书斋与法庭的实践_x0008__x0008_之间穿梭了二十年。今天，我不想从故纸堆里翻出贝卡里亚或费尔巴哈的肖像来瞻仰，而是想和大家一起看看，这些先哲的思想如何像血液一样，依然流淌在我们当下的每一部法律条文、每一次司法判决的脉搏_x0008__x0008_之中。
罪刑法定：那道不可逾越的防火墙让我们从一个最核心的原则谈起——“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短短一句话，是刑事古典学派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在它确立_x0008__x0008_之前，罪与非罪的界限可能取决于权贵的意志、模糊的习惯甚至法官的个人好恶。刑事古典学派的学者们，基于对封建司法擅断的深刻反思，极力主张刑罚的权力必须受到明确、事先公布的法律的严格约束。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家不能在你行为_x0008__x0008_之后，再临时创设一个罪名来惩罚你。它要求法律必须清晰、公开，让每个公民都能预先知晓行为的法律后果。在当下，我们讨论某些新型网络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某一行政违法行为是否会“升格”为刑事犯罪时，所依据的根本标尺，正是“罪刑法定”原则。它不仅是保护无辜者的盾牌，更是约束公权力任意发动的枷锁。当我们为某个争议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而激烈辩论时，我们辩论的场域和规则本身，就是古典学派搭建的。
刑罚的尺度：从野蛮报复到理性衡量刑事古典学派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将刑罚从血腥的报复和威慑工具，转变为一种经过理性衡量的“社会契约”的产物。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有一个着名的观点：刑罚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即可，超出必要限度的刑罚就是不公正的。
这种思想催生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惩罚应当与犯罪的严重性成比例，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它反对滥用酷刑和死刑，强调刑罚的人道化。今天，我们的刑法中对于量刑的梯度设计——从管制、拘役到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及对于自首、立功、悔罪等从宽情节的规定——都是在试图精细地实现这种“相适应”。我们不再追求“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而是试图通过一种 calibrated（校准过的）的惩罚，来实现正义、矫正与预防的综合目的。每一次对于“死刑存废”、“终身监禁是否人道”的讨论，其思想源头都可以回溯到古典学派对于刑罚目的与限度的深刻思索。
意志自由与责任：尊重人作为理性主体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石_x0008__x0008_之一是“意志自由论”。它假定人在理性指导下，有能力选择守法或违法。因此，一个人_x0008__x0008_之所以要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这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这一观点确立了现代刑事责任的基础：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这一观念在今天面临着神经科学、行为经济学等学科的挑战，它们揭示了人类决策受到诸多生理、心理、环境因素的制约。然而，古典学派的“理性人”预设并未因此崩塌，而是演化为法律上一个相对稳定且必要的推定。法律必须假定人是自由的、有责任的，否则整个归责体系将无从建立。我们讨论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病人的免责与强制医疗、期待可能性理论时，实际上都是在“意志自由”这一基本预设_x0008__x0008_之上，进行更精细、更人道的调整与例外规定。它提醒我们，法律惩罚的，始终是一个“有选择余地却选择了错误”的主体，而非一个纯粹的命运或基因的受害者。
程序正义：比结果更重要的过程虽然刑事古典学派更多聚焦于实体刑法，但其对司法权滥用的警惕，天然地蕴含着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如果法律是事先明确的，刑罚是比例适当的，那么整个认定犯罪、施加刑罚的过程，也必须经得起理性的检验。这为后来程序法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现代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审判公开原则，都可以在古典学派限制司法恣意的精神中找到共鸣。法律不仅要规定什么是犯罪，还必须规定如何公正地认定犯罪。程序，确保了实体正义不以野蛮和专_x0008_横的方式实现。当我们关注一场审判是否排除了非法证据、被告人是否获得了充分的辩护、法官是否保持中立时，我们守护的正是由古典学派启蒙所开启的司法文明_x0008__x0008_之光。
古典思想的现代回响：在挑战中历久弥新面对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高科技犯罪等新挑战，古典学派所倡导的某些原则，如刑罚的谦抑性、严格的形式法治，有时会被认为“过于理想”或“效率不足”。有人主张为了安全与效率，可以适度放宽程序限制或加重刑罚威慑。
然而，越是面临复杂的挑战，古典学派思想中那些核心价值——对权力的警惕、对个人尊严的捍卫、对理性与人道的坚持——就越是显得珍贵。它们不是阻碍打击犯罪的绊脚石，而是防止打击犯罪本身滑向新的“犯罪”（即国家暴力滥用）的护栏。近年来，我国刑法修正中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修订强化人权保障，这些动向在深层逻辑上，恰恰与刑事古典学派的人道化、理性化精神一脉相承，并适应了新的时代条件。
结语
因此，刑事古典学派绝非博物馆里的思想标本。它是一套活的基因，编码在我们法治文明的底层逻辑中。它告诉我们，刑法不仅是“刀把子”，更是“天平”和“尺规”；刑罚的目的不仅是威慑与报应，更包含着对正义的精密求索和对人性尊严的深切关照。在每一个对于罪与罚的严肃讨论里，我们都应当听见来自两个多世纪前的理性回响，那声音提醒我们：法治的进步，始终在于如何更公正、更人道地对待每一个个体，哪怕他是一个被指控有罪的人。这，正是刑事古典学派穿越时空，赋予现代法治最深沉的人性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