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刑事司法领域工作多年的法律编辑，我时常被问及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刑事侦查的核心目标究竟是迅速破案，还是确保程序毫无瑕疵？这背后，其实是“刑事侦查”这一概念在实践中两种不同维度的碰撞——一种是追求实体真实的侦查活动本身，另一种则是规范、监督和制约前者的“对刑事侦查的侦查”，即程序性审查。今天，我想和大家深入聊聊，为什么理解这对“刑事侦查与刑事侦查”的辩证关系，对每一个关注司法公正的人都至关重要。
追凶惩恶的利剑：我们熟悉的刑事侦查当一起刑事案件发生，无论是街头盗窃还是恶性暴力犯罪，公众最直接的期待就是警方能迅速锁定嫌疑人，搜集证据，将罪犯绳_x0008__x0008_之以法。这个层面的“刑事侦查”，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而依法进行的专_x0008_门调查工作和强制性措施。它是国家刑罚权得以启动的基础，是社会安全感的直接来源。
在这个阶段，侦查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线索稍纵即逝，证据可能被破坏，公众舆论期待一个快速的交代。因此，侦查工作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强制性显得尤为突出。技术手段的进步，如顿狈础比对、大数据追踪、电子证据分析，极大地提升了侦查的效率和精度。我们看到的许多大案要案得以迅速告破，正是依赖于这套高效运转的侦查体系。它的价值毋庸置疑，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利剑。
看不见的轨道：规制侦查行为的“侦查”然而，权力若不受约束，便可能偏离轨道。历史上，因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导致的冤假错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于是，法律体系内诞生了另一重“刑事侦查”——这不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的，而是针对侦查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审查。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对刑事侦查的侦查”。
这套机制隐藏在公众视野_x0008__x0008_之外，却构成了法治的基石。它主要包括：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审查批准逮捕、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院对侦查机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以及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如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提出申诉控告等。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再次细化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和程序，正是为了强化这第二重“侦查”的刚性。
双刃剑的平衡：效率与公正的艺术理想状态下，这两重“刑事侦查”应当相辅相成，如同车的两轮、鸟的双翼。实体侦查负责发现真实，程序性审查负责保障发现真实的过程合法、人道、尊重权利。但在实践中，两者的张力无处不在。
有时，严格的程序要求会被批评为“束缚了侦查人员的手脚”，让“坏人”可能因为程序瑕疵而逃脱制裁。例如，严格排除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即使该证据内容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导致关键证据链断裂。另一方面，如果一味追求破案效率，忽视程序制约，就可能侵蚀司法公正的根基，酿成无法挽回的错误。云南杜培武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冤案的平反，无一不暴露出当年侦查程序存在的严重问题。
这种平衡并非易事。它要求侦查人员转变观念，从“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提升利用科技和外围证据定案的能力。它也要求律师敢于并善于行使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就积极介入，对违法行为形成制衡。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司法机关坚守中立裁判者的立场，敢于对非法侦查行为说“不”，哪怕这意味着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遇到困难。
迈向更健康的侦查生态：技术与制度的共进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一种更健康的刑事侦查生态正在形成。技术发展为平衡这对关系提供了新工具。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推行，让侦查行为得以被客观记录，既固定了合法证据，也防范了非法行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辅助侦查的同时，其算法逻辑和证据提取过程本身，也开始被纳入程序审查的范围，防止“技术黑箱”产生新的不公。
从制度层面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核心就是强调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必须经得起法庭的检验。这倒逼着侦查活动必须从一开始就按照法庭审判的标准进行，接受辩护方和法庭最严格的审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接受控辩双方对取证合法性的质询，已不再是新鲜事。
作为法律从业者，我深切感受到，谈论“刑事侦查与刑事侦查”，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命题：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仅仅追求结果上“坏人受罚”的社会，还是一个同时坚持“权力受限、权利受保、程序透明”的正义社会？后者或许更复杂，更考验智慧与耐心，但它带来的长治久安和普遍尊严感，是任何高效的破案率都无法替代的。
刑事侦查这把利剑，必须被安置在程序法治锻造的剑鞘_x0008__x0008_之中。出鞘时雷霆万钧，归鞘时井然有序。这双重奏的和谐与否，最终衡量着我们距离真正的法治文明还有多远。而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注与知情，正是推动这首交响曲不断臻于完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