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正言，一名在刑事司法领域工作了十五年的律师。这些年来，我经手过形形色色的案件，也目睹了司法实践中一些不易察觉却影响深远的模式。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专_x0008_业但至关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刑事”。这并非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但它精准地描述了一种现象：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有时会不自觉地陷入过往习惯、思维定式和固有流程的“舒适区”，这种对旧有路径的依赖，可能在无形中侵蚀个案公正，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当“习惯做法”凌驾于“个案正义”_x0008__x0008_之上
“路径依赖”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意指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将其移植到刑事司法领域，我们能看到许多类似的影子。比如，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可能习惯于依赖某几种固定的取证手段，公诉机关可能倾向于采用相似的指控逻辑，而审判机关也可能形成对某类证据的固定采信模式。
这种依赖的产生有其现实土壤。司法资源有限，面对庞大的案件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高效的办案流程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手段。熟悉的路径意味着更低的试错成本和更快的处理速度。然而，问题在于，当效率的追求压倒了对个案特殊性的审慎探究时，危险便悄然滋生。每一个案件都是独特的，当事人的处境、证据的形成背景、行为的动机都千差万别。用一套近乎“标准化”的路径去套用所有案件，就像用同一把钥匙去开所有的锁，结果必然是有些锁无法打开，甚至可能被损坏。
“路径依赖”在刑事程序中的叁个潜在风险点
具体而言，这种“路径依赖刑事”的思维可能从几个关键环节影响案件的走向。
第一，是侦查阶段的“口供中心主义”惯性。尽管“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早已确立，但在实践中，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依然是许多侦查人员心中最直接、最“可靠”的破案路径。这种依赖可能导致对其他客观证据收集的忽视，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催生刑讯逼供或变相逼供的动机。近年来一些得以纠正的冤错案件，其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对非法获取口供这一“路径”的过度依赖。
第二，是审查起诉阶段的“构罪即诉”倾向。对于一些常见罪名，公诉人员基于长期的实践经验，可能形成相对固定的证据审查标准和构罪判断模型。当新案件的材料符合这个模型的“输入条件”时，提起公诉便成为一条顺理成章的路径。然而，这有时会忽略案件中的酌定情节、证据间的微妙矛盾，或者嫌疑人辩解中的合理成分。机械地套用模型，可能让公诉环节失去其应有的过滤和分流功能。
第叁，是审判阶段的“印证模式”僵化。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强调证据_x0008__x0008_之间的相互印证。这本是确保事实认定准确性的重要方法，但若固化为僵化的“路径”，则可能产生问题。例如，过分追求证据在细节上的严丝合缝，可能排斥那些虽然单独存在矛盾但整体上更能反映复杂事实的证据；对于缺乏直接印证但合理性很高的被告人辩解，也可能轻易以“没有证据支持”为由不予采纳。这种对“完美印证”路径的依赖，实际上提高了证明标准，有时反而偏离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本意。
打破依赖：以动态思维守护司法公正的活性
认识到“路径依赖刑事”的风险，并非要否定所有司法经验和既定程序的价值，而是呼吁一种更具反思性和动态性的司法思维。法律的适用从来不是简单的自动售货机操作——输入事实，输出判决。它需要司法人员投入专_x0008_业的判断、人性的洞察和对正义永不疲倦的追求。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我认为打破这种依赖，需要从几个层面着手。对于司法人员而言，保持“如我在诉”的同理心和“终身学习”的开放心态至关重要。每个案件都应被当作全新的挑战，强迫自己跳出思维定式，去倾听不同的声音，审视证据的每一个角落。律师的职责则在于成为这种“路径依赖”的有效制衡者。我们需要勇于并善于指出案件中不符合惯常路径的特殊性，提出基于个案事实的独特辩护观点，用专_x0008_业的努力去“扰动”可能存在的惯性轨道。
更重要的是，司法制度本身应当鼓励创新和容错。在确保依法办案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并尊重司法人员针对特殊案件探索新的审查思路和判断方法。例如，对于涉及新型网络犯罪、金融犯罪或公司合规的案件，固守传统物理世界的办案路径显然力不从心，必须发展出新的、与_x0008__x0008_之相适应的取证和审查“路径”。
结语：正义的实现，需要不断审视脚下的路
刑事司法关乎公民的自由、名誉与财产，甚至生命。这条追求正义的道路，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审视自己是否因为走得太久、太习惯，而忘记了为何出发，忽略了路旁不同的风景。“路径依赖刑事”是一种提醒，它告诉我们，公正的实现没有一劳永逸的固定轨道。它需要我们对经验怀有敬意，同时对惯性保持警惕；它要求我们既懂得运用成熟的程序，又保有打破常规、直面个案复杂的勇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每一起案件中，都真正触摸到法律应有的温度与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