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刑事司法实践的执业律师，我时常被问及一个核心问题：一桩刑事案件，尤其是那些备受瞩目的“大案”，最终的结果究竟由什么决定？是确凿的证据，是缜密的逻辑，还是法律条文本身的冰冷规定？今天，我想结合对辽宁省一些典型刑事大案的观察，与各位探讨一个或许更为根本的维度——程序正义。在我看来，实体公正如同我们追寻的终点，而程序正义则是那条不可偏离的轨道；没有轨道的约束，列车很可能无法抵达正确的站台。
近年来，辽宁省司法机关审理了多起在省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犯罪事实、重大的社会影响以及民众的高度关注。在公众的视野里，大家最关心的通常是“坏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一实体结果。然而，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部视角看，我们同样紧绷着一根弦：案件审理的每一个环节，是否都严格遵循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因为程序上的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动摇整个判决大厦的根基，甚至让真正的正义无法实现。
程序不是“走过场”，而是权利的堡垒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法庭上的那些流程——告知权利、申请回避、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有些繁琐，像是“走过场”。但我想告诉大家，这恰恰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精髓所在。程序正义的核心，在于将国家追诉犯罪的强大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规则来规范它。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在辽宁省某起涉黑大案的审理中，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审前供述可能系通过非法方法取得，并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庭依法进行了调查，要求公诉机关对取证合法性进行证明。这个过程，表面看是在审查一份证据能否使用，实质上是在审查侦查机关的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它捍卫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遭刑讯逼供等非法对待的基本人权。程序在此刻，化身为公民个人对抗公权力潜在滥用的坚实盾牌。只有当证据是“干净”的，由此构建的事实才可能是可靠的，最终的定罪量刑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公开透明的程序，是消弭疑虑的最佳良药
对于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公众的疑虑有时并非源于对犯罪嫌疑人的同情，而是源于对“暗箱操作”的天然不信任。程序正义中的审判公开原则，正是化解这种信任危机的关键。
我曾关注过辽宁省法院对一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庭审直播。从法庭调查到辩论，全程置于阳光_x0008__x0008_之下。网民可以实时看到控辩双方如何出示证据、如何交叉询问、法官如何主持庭审。这种全方位的公开，带来的直接效果是，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公众都能大致理解判决是如何形成的。程序的可视化，极大地增强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它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法庭的裁决，是基于庭上呈现的事实和法律论辩，而非庭外任何不可言说的因素。程序的透明，赋予了实体结论以更强的说服力。
律师的有效辩护，是程序正义的“活细胞”
在刑事诉讼的叁角结构中，辩护律师的角色不可或缺。一个健康的司法程序，必须保证辩护权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在辽宁省一些重大复杂案件的审理中，我们能看到法庭为保障律师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充分辩论权所做出的努力。例如，对于卷宗浩繁的案件，安排充足的庭前会议时间；对于辩方申请证人出庭的合理请求，依法予以准许。
有效的辩护并非是为“坏人”开脱，而是从不同角度帮助法庭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辩护律师对证据链条的挑剔审视，对法律适用的不同解读，恰恰是防止司法误判的重要纠偏机制。当控辩双方能够在平等的程序规则下进行实质性的对抗，法官居中裁判所做出的决定，才更可能接近客观真实和法律正义。程序在这里，为发现真相创造了一个“竞争性”的对话空间。
程序正义的坚守，最终是为了更稳固的实体公正
或许有人会担忧，过分强调程序，会不会让个别狡猾的罪犯凭借技术性规则逃脱制裁？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我们需要更长远地看问题。一个通过违反程序、侵犯权利而取得的“正义”，本质上是脆弱的、有毒的。它损害的是法律整体的权威，动摇的是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今天可以用非法手段对付一个“坏人”，明天就可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任何一个普通人。
辽宁省司法机关在处理大案要案时，越来越体现出对程序规范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不是在设置障碍，而是在铺设通往更坚实、更无可指摘的实体公正的桥梁。每一起经得起程序检验的判决，都是一次生动的法治教育，它向社会宣告：在这个国度，正义不仅要被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归根结底，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机制和发现工具。对于辽宁省乃至全国的任何一起刑事大案，公众在关注结果的同时，不妨也投去一份对过程的审视目光。当我们共同守护好程序这条“轨道”，我们才能更有信心，每一辆驶向正义的列车，都不会迷失方向。作为法律人，我深信，对程序的每一分敬畏，都是对实体公正最深沉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