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林正谦，一家上市公司的法务总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处理过不少因公司涉诉而将高管个人卷入刑事风险的棘手案件。今天，我想和大家深入探讨的，正是“诉讼代表人”这个看似程序性的角色背后，所隐藏的、可能让公司负责人措手不及的刑事法律风险。这绝非危言耸听，当公司成为被告，被法院通知需要指派诉讼代表人时，许多被推上前台的高管并未意识到，自己签署的每一份法律文件、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诉讼代表人：不只是“传声筒”，更是“责任承担者”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当公司作为当事人时，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由公司正式授权的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许多公司高管，尤其是非法律出身的业务负责人，常常将这个角色理解为简单的“流程代表”或“公司发言人”，认为只需要在授权书上签字、按时出庭即可。然而，这种认知存在巨大的误区。
诉讼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行为直接归属于公司，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但关键在于，如果诉讼代表人在诉讼活动中，实施了某些特定的违法行为，其个人就可能从“代表”转变为“责任主体”。例如，指使或亲自伪造、毁灭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这些行为一旦情节严重，就可能触犯《刑法》第叁百零七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此时，法律追究的将不再是公司，而是做出该行为的个人。
刑事风险的“高发地带”：证据与财产处置在我的观察中，诉讼代表人的刑事风险主要集中在两个环节：证据环节和财产处置环节。这两个环节往往因为涉及公司核心利益，容易让身处其中的高管产生“为公司利益而冒险”的冲动。
证据环节是雷区。 在诉讼压力下，尤其是面临可能败诉的重大案件时，一些公司会试图在证据上做文章。诉讼代表人作为直接参与诉讼进程的人，可能被授意或主动参与隐匿、销毁不利证据，或者制造虚假证据。我曾接触过一个案例，某公司财务总监作为诉讼代表人，在法庭要求提交完整财务账册时，擅自藏匿了关键几页，意图掩盖关联交易。对方当事人报案后，经侦查，该财务总监的行为被认定为故意毁灭重要证据，最终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他原本想保护公司，却让自己身陷囹圄。
财产处置环节暗藏危机。 另一个高风险行为是恶意处置涉诉财产。当公司面临诉讼，尤其是财产可能被保全或执行时，诉讼代表人如果利用其职权，恶意转移、隐匿公司资产，以逃避未来判决的执行，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即便相关判决尚未生效，在诉前或诉中保全阶段转移已被查封、冻结的财产，同样可能构成犯罪。作为诉讼代表人，你对公司资产状况和诉讼进程有最直接的了解，一旦实施此类行为，几乎无法以“不知情”作为抗辩理由。
防线如何构筑：从认知到行动的自我保护认识到风险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对于可能担任诉讼代表人的公司高管而言，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首先，树立牢固的“个人责任边界”意识。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以公司名义实施的行为，如果本身是违法的，法律绝不会因为“为了公司”而免除你个人的罪责。在接到任何可能涉及证据处理、资产变动的指令时，首先要用法律的尺子量一量，守住合法性的底线。
其次，充分依赖和利用专_x0008_业法律支持。 诉讼代表人不应该是“孤胆英雄”。在参与诉讼前，务必与公司的外部律师或内部法务团队进行充分沟通，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边界。对于法庭的每一项指令、对方的每一个主张，都应先寻求法律专_x0008_业人士的分析。你的角色是代表公司意志，而律师的角色是确保这种代表行为在法律轨道上运行。
再者，书面授权与会议纪要不可或缺。 确保你作为诉讼代表人的授权范围清晰、明确，并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在涉及重大决策（如是否调解、是否上诉）或可能存疑的操作时，坚持通过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如董事会决议）形成书面文件。这不仅是公司治理的要求，也是在万一出现问题时，证明你个人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擅断的关键证据。
最后，保持与审判机关的坦诚沟通。 在诉讼中遇到困难或复杂情况，如某些证据确实无法提供、公司资产状况特殊等，应通过合法途径向法庭如实说明，申请延期或变通处理方式。试图以欺骗或隐瞒的方式应对司法程序，是风险最高的下策。
结语：代表公司，更要守护自己诉讼代表人的身份，既是一份职责，也像一份需要谨慎签署的“风险告知书”。在复杂的商业诉讼环境中，公司高管们不仅要有为公司冲锋陷阵的担当，更要有保护自己远离刑事法律风险的智慧。法律的防线，首先建立在每个人的认知里。厘清“公司行为”与“个人行为”在特定情境下的模糊地带，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才能让你在代表公司面对法庭时，真正做到从容不迫，进退有据。毕竟，一个深陷刑事麻烦的高管，无法为公司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保护好自己，才是对公司利益更根本的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