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刑事辩护领域耕耘了十余年的律师，我经手的案件形形色色，但每一个涉及程序与实体正义深刻博弈的案件，都会让我反复思考法律天平的精妙平衡。近期，法律界内外对“方东洛刑事厦门案”的关注，再次将刑事司法中这个经典而核心的议题推到了公众视野。这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它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我们在追求事实真相的道路上，程序性规则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护栏”角色。
今天，我不想仅仅复述案情，而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当我们在谈论“正义”时，那套看似繁琐、有时甚至会让公众感到不解的刑事诉讼程序，究竟在守护什么？它如何确保我们最终认定的“事实”，是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
程序不是障碍，而是真相的“过滤器”在公众的朴素认知里，惩罚犯罪是天经地义的。当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后，人们往往期待司法机关能迅速破案、严厉惩处。这种对实体正义的渴望本身是正当的。然而，历史的教训无数次告诉我们，缺乏严格程序约束的“速判速决”，极易酿成冤错案件。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或许能拼凑出一个符合侦查预期的“故事”，但那很可能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
刑事诉讼法的各项程序规定，无论是侦查阶段的讯问规程、证据收集规范，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审查、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本质功能都是一个精密的“过滤器”。它的设计目的，恰恰是为了筛除那些来源不明、取证手段违法、真实性存疑的证据材料，防止它们污染事实认定的基础。在“方东洛案”的讨论中，辩护方所提出的诸多程序性质疑，其核心诉求正是启动这个“过滤”程序，确保定案依据的纯洁性与合法性。因为，用违法手段去打击犯罪，本身就在破坏法治的根基。
律师的庭前会议_x0008__x0008_之争：看不见的战场同样关键许多非专_x0008_业人士可能更关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认为那才是决定案件胜负的关键。然而，在像我这样的辩护律师看来，庭前会议往往是更为重要的“隐形战场”。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庭前会议可以处理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事项。
在类似“方东洛案”这样重大复杂的案件中，辩护律师通常会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庭前会议。我们会在此阶段，系统性地提出对侦查机关取证程序合法性的质疑，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比如，询问笔录是否有同步录音录像佐证？录像是否完整、有无中断？搜查、扣押是否持有合法令状？辨认过程是否符合混杂辨认的规则？这些看似技术性的细节，直接关系到证据能否被法庭采纳。
法庭若能在此阶段严格审查并排除非法证据，就能避免不具证据资格的材料进入庭审，影响合议庭的心证。这既是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也是帮助法庭厘清争议焦点、确保后续庭审能集中审理实体问题的必要步骤。公众有时会觉得律师在“抠程序细节”是“为坏人开脱”，但实际上，这是在为法庭最终准确认定事实扫清障碍，是在督促公权力依法行事。每一个程序瑕疵被纠正，我们离真实的案件事实就更近一步。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在信息时代，像“方东洛案”这样的案件受到舆论关注是常态。舆论监督对于促进司法公开、透明有着积极意义，它能督促司法机关更加审慎地对待手中的权力。然而，舆论关注也可能带来压力，如何在这种关注下保持司法活动的专_x0008_业性与独立性，是对法治成熟度的考验。
司法机关的裁决，必须建立在经过法定程序审查、质证的证据_x0008__x0008_之上，依据法律条文和法理作出。它不应被汹涌的民意或片面的网络信息所左右。反过来，司法机关也需要通过更充分的释法说理，在裁判文书中对程序争议、证据采信理由进行清晰透彻的阐述，来回应公众的关切，赢得社会的理解和信任。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舆论监督司法权不被滥用，司法则以专_x0008_业和公正的判决引导舆论理性思考。在“方东洛案”中，我们期待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互动——公众关注推动程序更公开，而司法机关则以其严谨的程序操作和充分的说理，展现何为“看得见的正义”。
实体正义的终点，由程序正义的每一步铺就归根结底，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实体正义，即让有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让无辜者免于蒙冤。但这个目标，无法通过牺牲手段的正当性来达成。程序正义不是实体正义的对立面，而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唯一可靠路径。它或许不能保证每一个案件的结果都绝对符合客观真实（这是人类认知的局限），但它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犯错的概率，并确保错误发生时，有可追溯、可纠正的机制。
“方东洛刑事厦门案”最终会走向何种判决，需要等待司法机关依法审理后作出。无论结果如何，本案所引发的对于程序价值的广泛讨论，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它是一次生动的全民法治课，提醒我们所有人：正义不仅要有实现的结果，更要有实现的过程。那一道道法律设定的程序关卡，那些赋予律师的辩护权利，那些看似“麻烦”的规则，共同构成了守护每一个公民自由与尊严的坚固盾牌，也确保了法律利剑的每一次落下，都精准而无可指摘。在法治的道路上，对程序的敬畏与恪守，是我们抵达真正正义彼岸最可靠的航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