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业超过十五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我处理过形形色色的案件，但每当涉及“正当防卫”的认定时，总能感受到法庭内外弥漫的紧张与困惑。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适用问题，更是公众朴素正义观与精密司法逻辑_x0008__x0008_之间的一次次碰撞。今天，我想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和大家聊聊这个看似熟悉、实则充满争议的法律概念。
从“于欢案”到“昆山反杀案”：司法理念的悄然转向曾几何时，“正当防卫”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几乎成了“沉睡条款”。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只要防卫行为造成了不法侵害人的重伤或死亡，防卫者就很容易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从而背负刑事责任。这种“唯结果论”的倾向，让许多人在面对不法侵害时畏首畏尾。
然而，近几年的几起标志性案件，清晰地传递出司法理念的积极变化。山东“于欢案”的二审改判，将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五年有期徒刑，承认了于欢在母亲遭受极端侮辱、人身自由受限情况下的防卫性质，尽管仍认定为过当，但已是一次重要的平衡。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江苏“昆山反杀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最终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并依法撤销案件。这份不起诉决定书说理充分，明确指出“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个案例，如同一剂强心针，激活了刑法中对于“无限防卫权”的条款，也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公众对“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一原则的信心。
法律条文中的“必要限度”：一把需要情境校准的尺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作出了规定。简单来说，它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问题恰恰出在“必要限度”这四个字上。什么叫“必要”？这绝非一个在书斋里能计算出来的物理标准。一个深夜独行的女性面对持刀抢劫，她的恐惧和反抗强度，与两个壮汉在街头斗殴时的互殴，性质完全不同。司法判断必须置身于防卫人当时所处的、孤立无援的紧迫情境_x0008__x0008_之中，而不能从事后上帝视角进行冷静的、过分严苛的评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8年发布的《对于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及后续的司法精神中，反复强调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这意味着，法律的天平正在向防卫人一方适度倾斜，更加强调“以正对不正”的正义属性。
不再是“谁死伤谁有理”：摒弃“唯结果论”的惯性思维过去一些案件的处理，无形中助长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社会观念。只要不法侵害人出现了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办案机关出于“息事宁人”或“化解矛盾”的压力，往往倾向于追究防卫人的责任，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定罪免刑或缓刑。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对不法行为的变相纵容，也是对见义勇为和自我保护精神的沉重打击。
现在的司法实践正在努力纠正这一偏差。判断的核心从“结果”回归到“行为”本身。首先要厘清的是，防卫行为是否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具有现实危险性的不法侵害。如果侵害已经停止或实际上不可能继续，那么后续的“防卫”就可能转化为故意伤害。其次，要综合考量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以及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比如，面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法律赋予了公民“无限防卫权”，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昆山案正是对这一条款的生动诠释。
作为普通人，我们该如何把握分寸？法律精神的转变令人鼓舞，但作为普通公民，我们绝不能因此产生“可以随意反击”的误解。法律鼓励的是正当防卫，而非“以暴制暴”的私力复仇。在可能的情况下，避险和报警永远是优先选择。
当你不得不挺身而出时，心里需要有一根弦：你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而不是惩罚或报复对方。因此，防卫手段应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如果对方只是徒手推搡，你掏出刀具攻击，就可能被认定为过当；但如果对方持械攻击，你的同等甚至更强力度的反击就更可能被支持。记住，在千钧一发_x0008__x0008_之际，法律不会要求你做出分毫不差的精确反应，但会审视你的行为是否是一个普通人在相同情境下的合理反应。
结语：让法律成为善良与勇敢的底气刑事法律中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社会的法治温度和价值观。从过去的谨慎保守到如今的积极认定，我们看到的是法律对公民自卫权的尊重，是对正义不能退缩的宣誓。作为法律人，我乐于见到这种变化。它意味着，当无辜者面对突如其来的侵害时，法律将更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成为他们敢于反抗的底气。当然，权利的行使永远伴随着责任的边界。清晰而合理的法律适用，最终是为了让每一个公民都生活在免于恐惧的自由_x0008__x0008_之中，让见义勇为者不再流血又流泪，这才是“刑事以案说法”背后，我们真正追求的正义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