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业超过十五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我常常被问及：“陈律师，法律是不是冷冰冰的条文？法官判案到底看什么？”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起那些在司法实践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刑事案件典型案例。它们不仅仅是卷宗里的几页纸，更是法律精神最生动的注脚，清晰地告诉我们，现代司法追求的，正是在严谨的“国法”框架下，融通“天理”与“人情”，最终实现公平正义。今天，我想通过几个典型案例的切片，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深刻的话题。
2017年的于欢案，无疑是中国刑事司法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刑事案件典型案例。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引发了社会对于“当母亲受辱，儿子反抗是否过当”的激烈讨论。二审判决将刑期大幅减为五年，这一转变背后，是司法对“防卫时机”和“防卫限度”更为精细的审视。
这个案例_x0008__x0008_之所以典型，在于它推动了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激活”。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对防卫限度的把握往往过于严苛，要求“基本相当”，导致“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向。于欢案二审判决明确指出，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伴有侮辱、轻微殴打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行凶”，防卫人有权进行反击。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适用，更是对常情常理——即“天理”与“人伦亲情”这一“人情”的深切回应。它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法律鼓励公民依法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合法权益，司法裁判必须考虑事发时的具体情境和当事人的紧迫心理，而不是进行纯粹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冷静解剖。
紧随于欢案_x0008__x0008_之后，2018年的昆山“反杀案”将正当防卫议题推向了公众视野的顶峰。刘海龙持刀行凶，刀脱手后被于海明抢得，于海明追砍致刘海龙死亡。检察机关最终认定于海明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个决定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被誉为“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
这个刑事案件典型案例的典范意义在于，它彻底扭转了以往对防卫过当的泛化认定倾向。司法机关在通报中详细论证了“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这一核心问题，指出刘海龙倒地后仍有可能起身攻击，危险并未排除。更重要的是，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核心理念。这意味着，当公民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暴力犯罪时，法律应当成为其最坚实的后盾，而不是束缚其手脚的枷锁。这个案例极大地增强了公民对法治的信仰，让人们看到，法律条文（国法）并非僵化的教条，它内在的正义价值（天理）与保护无辜者的朴素情感（人情）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它是对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条款的一次真正“激活”，让“纸面上的法”变成了“行动中的法”。
与前两个涉及人身暴力的案例不同，2020年的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网络实施的诽谤犯罪案件。谷某在取快递时被郎某偷拍视频，并编造“出轨快递员”的聊天记录在网上散布，导致谷某社会评价急剧降低，工作丢失，陷入“社会性死亡”的困境。此案最初作为自诉案件立案，后因“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两名被告人最终以诽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这个新型的刑事案件典型案例，展现了司法面对新型社会关系与犯罪形态时的敏锐与担当。网络诽谤的成本极低，但破坏力极强，对受害者造成的精神创伤（人情）是巨大而持久的。如果固守传统的自诉程序，受害者往往面临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的巨大障碍。此案由自诉转为公诉，意味着司法机关主动将此类严重扰乱网络秩序、给当事人造成重大伤害的行为，纳入国家追诉的范畴。这不仅是诉讼程序的转变，更是司法价值观的进步：它明确界定，某些看似“私人恩怨”的侵权行为，当其危害性溢出个体范围，冲击社会基本道德秩序（天理）和公众安全感时，国家公权力就必须及时介入，以“国法”来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抚平个体创伤。它为亿万网民划清了网络言行的法律边界，也给了所有网络暴力潜在受害者以强大的司法信心。
回顾这些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典型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司法演进的脉络：司法裁判不再是机械地套用法条，而是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国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探究案件背后的社会伦理（天理）和具体情境中人的真实处境与感受（人情）。
“天理”，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社会的普遍正义观和公序良俗；“人情”，则是指具体案件中的情节、起因、当事人的过错以及公众的常情常理感受。而“国法”，则是实现前两者平衡的规则框架和最终准绳。优秀的司法裁判，正是要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空间内，找到这叁者的最佳平衡点。
这要求司法者不仅要有深厚的法律素养，更要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敏锐的同理心。同时，它也要求我们的法律制度本身保持开放和演进，通过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等方式，及时回应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期待。正如这些典型案例所展现的，每一次对“天理”与“人情”的成功关照，都让法律更有温度，让正义更加可感可知，最终夯实了法治社会的根基。作为法律工作者，我深信，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与实践，正是中国司法赢得人民信任、迈向更高水平的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