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林清，一名处理了上百起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师。在我的执业生涯里，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当人们谈论婚姻法时，关注点往往集中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和感情破裂上，却很少有人主动提及“婚姻法中的血清规定”，也就是婚前医学检查中对于重大疾病的告知义务。直到一方在婚后发现另一方隐瞒了诸如艾滋病、梅毒、重型精神病等重大疾病时，原本平静的婚姻生活才会瞬间掀起惊涛骇浪。今天，我想从一个法律实践者的角度，和你深入聊聊这条看似冷冰冰、实则关乎婚姻根基的“血清规定”。
一纸婚检报告，背后是法律赋予的“健康知情权”很多人误以为，随着强制婚检制度的取消，婚前了解伴侣健康状况就纯粹成了个人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53条明确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这条规定，就是我们俗称的“重大疾病告知义务”，其核心精神正是保障配偶的“健康知情权”和“婚姻自主权”。
这里的“重大疾病”范围如何界定？法律并未穷尽列举，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参照《母婴保健法》等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指定的传染病（如艾滋病、淋病、梅毒等）、严重遗传性疾病、有关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等）以及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婚检中的“血清”检测项目，正是筛查某些传染性疾病的关键窗口。法律并不强制你必须去做婚检，但它强制要求，如果你明知自己患有相关重大疾病，就必须在结婚前向对方坦诚。隐瞒，不仅关乎诚信，更直接构成了法律上可撤销婚姻的理由。
隐瞒的代价：撤销婚姻与损害赔偿当一方因对方隐瞒重大疾病而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婚姻时，法律会提供怎样的救济？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撤销婚姻”与“离婚”在法律后果上有本质区别。婚姻被撤销后，视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在户籍登记中会恢复为“未婚”。这尤其影响后续的财产分割，原则上按同居期间财产关系处理，个人财产不进行分割，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这往往与离婚时的夫妻共同财产均分原则有所不同。
更重要的是，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种赔偿既包括实际的物质损失，如医疗费、检查费等，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会综合考虑疾病的性质、隐瞒的主观恶意、对无过错方造成的身体及精神伤害程度等因素来判定赔偿数额。我曾代理过一个案件，女方在婚后不久发现男方长期隐瞒其乙肝“大叁阳”且具有较强传染性的情况，法院最终判决撤销婚姻，并由男方赔偿女方精神损害抚慰金数万元。这个判决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婚姻中的健康知情权，是受法律严肃保护的底线权利。
知情权困境：如何证明“婚前明知”与“婚后才知”？在实务操作中，这类案件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主张撤销婚姻的一方，需要证明两个关键事实：第一，对方患有的疾病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重大疾病”；第二，对方在婚前对此知情且故意隐瞒。而被告方通常会抗辩：自己婚前并不知晓病情，或是该疾病不属于“重大疾病”范畴。
如何破解这个举证困境？婚检报告自然是最直接的证据。如果双方做过婚检，而报告显示异常，但一方未告知或篡改隐瞒，这将成为铁证。即便没有正式婚检，日常的诊疗记录、药费单据、与亲友的聊天记录等，只要能形成证据链条，证明患病方在婚前有持续就诊行为或对自身健康状况有明确认知，都可能被法庭采信。此外，提起诉讼的时间点也至关重要。撤销权的行使有除斥期间限制，即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_x0008__x0008_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意味着，一旦发现被隐瞒，必须尽快采取法律行动，犹豫和拖延可能导致权利的丧失。
超越法律条文：婚前沟通与理性选择法律是最后的防线，但一段健康婚姻的起点，更在于双方的坦诚与负责。我并非鼓励每对情侣都要带着审视的眼光去要求对方出示全面的体检报告，这无疑会伤害感情。但我强烈建议，在关系步入婚姻这个严肃的法律契约阶段前，进行一次开放、坦诚的健康沟通，或共同进行一次自愿的婚前医学检查，应该被视为对彼此、对未来家庭负责任的体现。
这不仅仅是规避法律风险，更是建立婚姻中信任基石的重要一环。了解彼此的健康状况，共同规划可能面临的风险（如遗传病、传染病防控、生育计划等），恰恰是成熟伴侣关系的表现。当双方都能基于充分知情而做出结婚决定时，这份婚姻的根基才会更加稳固，未来即使面对疾病的风雨，也能以“共同面对”取代“欺骗与背叛”的撕裂。
婚姻的本质是承诺与共担，而诚实是这一切的起点。婚姻法中的“血清规定”，其深远意义不在于制造隔阂与猜忌，而在于用法律的尺度，捍卫婚姻结合中最基本的真诚与安全。在决定说出“我愿意”_x0008__x0008_之前，对于健康的那次对话，或许是你为未来幸福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次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