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我叫陈正言。每天，我都在与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重若千钧的法律原则打交道——无罪推定。它的核心，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刑事不得定为有罪”。这不仅仅是一句冰冷的法律条文，它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石，是悬在司法权力_x0008__x0008_之上的达摩克利斯_x0008__x0008_之剑，更是保护每一个普通人免受冤屈的坚实盾牌。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但请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或你的家人被卷入一场莫名的风波，在真相大白_x0008__x0008_之前就被贴上“罪犯”的标签，承受来自社会各方的指责和压力，那将是怎样的无助？而“刑事不得定为有罪”原则，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它要求，在法院依法作出最终的有罪判决_x0008__x0008_之前，任何被刑事追诉的人，在法律上都被视为无罪。这意味着，证明有罪的责任在于控方，被告人没有义务自证清白。
无罪推定的力量：从理念到实践的屏障这个原则的力量，首先体现在它对司法流程的严格约束上。在侦查阶段，它要求侦查机关不能先入为主，必须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既包括有罪证据，也包括无罪、罪轻的证据。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检察官和法官必须保持中立，不能因为被告人被起诉就默认其有罪。如果控方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或者存在合理怀疑无法排除，那么，结论就只有一个：依法不得定为有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疑罪从无”。
我经手过一个案件，当事人被指控盗窃。控方的主要证据是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和一名证人的指认。但录像中的人影衣着特征与我的当事人当天穿着有明显出入，且那名证人的指认过程存在诱导性。在法庭上，我们重点阐述了这些疑点。最终，法院认为指控证据不足，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依据“刑事不得定为有罪”的原则，判决我的当事人无罪。这个案例生动地说明，这一原则不是放纵，而是对证据质量的严格要求，是对司法严谨性的终极考验。
超越法庭：对社会偏见的有力回击“刑事不得定为有罪”原则的作用范围，远不止于法庭_x0008__x0008_之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案件尤其是热点案件，常常在侦查初期就暴露在公众视野下。媒体捕风捉影的报道、网络上的情绪化审判，很容易给被追诉人及其家庭带来毁灭性的二次伤害。此时，坚守“不得定为有罪”的法治立场，就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它是对“舆论定罪”倾向的纠偏。作为法律人，我们常常呼吁，在司法判决_x0008__x0008_之前，请给当事人保留一份“法律上的清白”。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关注案件，而是强调应基于事实和证据进行理性讨论，而非宣泄情绪、预设罪名。司法机关更应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不当舆论的干扰，严格用证据说话。只有当全社会都逐渐理解和尊重这条原则，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更加理性、宽容的法治环境，避免“社会性死亡”先于“司法审判”的悲剧。
权利的基石：沉默权与辩护权的来源“刑事不得定为有罪”并非一个孤立的原则，它直接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构成了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体系。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以及由此延伸的沉默权。既然法律上推定你无罪，那么你自然没有义务主动提供材料来证明自己有罪。你有权保持沉默，且这份沉默不应被用作对你不利的推断。
同时，它也是辩护权存在的根本前提。正因为法律先假定你是无罪的，你才需要并有权获得专_x0008_业的辩护，去质疑控方的证据，去提出对你有利的线索和观点。律师的职责，就是与控方展开平等的对抗，帮助法庭查明真相，确保那项“有罪”的认定，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如果一开始就将被追诉人视为罪犯，那么辩护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逻辑基础。
现实的挑战与我们的共同守护当然，理念的完美与实践的复杂总是相伴而行。在现实中，“重打击、轻保护”的陈旧观念，“有罪推定”的思维惯性，仍然可能在某些环节若隐若现。比如，过分依赖口供、对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谨慎、以及“疑罪从轻”而非“从无”的潜在倾向，都是我们需要持续警惕和克服的障碍。
守护“刑事不得定为有罪”这条底线，是司法机关、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每一位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于司法者，它意味着更高的专_x0008_业素养和更强的证据审查能力；timi天美传孟若羽律师，它意味着要敢于并善于为权利而斗争；对于公众，它意味着多一份理性和耐心，尊重司法程序。
归根结底，“刑事不得定为有罪”闪耀着对人性的基本尊重和对权力的深刻警惕。它承认司法认知的局限性，宁愿选择“放过”的可能，也不冒“错杀”的风险。这看似是对个别案件的“宽容”，实则是对整个社会正义根基最深刻的捍卫。因为，今天它保护的是一个陌生的被指控者，明天，它保护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在通往正义的道路上，这条原则如同永不熄灭的灯塔，提醒我们：惩罚犯罪固然重要，但防止无辜者蒙冤，是法治不容退让的尊严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