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业超过十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我经常在咨询中被问到同一个问题：“王律师，我们和对方达成了刑事和解，是不是案子就结束了？公安机关还会不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背后，是许多当事人对“刑事和解后公安程序”的模糊认知和普遍焦虑。今天，我就以“陈明宇”这个化名，结合我的办案经验，为大家清晰地梳理一下，刑事和解达成后，公安机关的法律程序究竟会如何走下去。
刑事和解，绝非案件的“休止符”，而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它深刻地影响着案件的走向，但并不意味着公安侦查职责的自动终止。理解这一点，是避免后续法律风险的关键。
第一步：和解协议的审查与确认——程序启动的基石当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后，这份协议并不会自动产生法律效力。它首先要经过办案公安机关的审查。这个审查环节至关重要，常常被当事人忽视。
公安机关会重点审查几个核心要素：和解是否出于双方真实意愿，有无胁迫、欺诈情形；赔偿金额、赔礼道歉等履行内容是否合理、到位；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悔罪，并取得了被害方的谅解。我曾代理过一个故意伤害案，双方在亲属撮合下快速签了协议，赔偿款也付了。但到了公安机关审查时，发现被害人一方实际上仍心存巨大怨愤，签署协议是迫于家族压力。最终，公安机关认定该和解未能真正化解矛盾，不予确认其从宽处理的效力。
因此，一份有效的和解，不仅仅是“一手交钱、一手签字”。它需要反映出矛盾的真谛化解，其书面材料、履行凭证、沟通记录都是公安机关审查的对象。办案民警会制作详细的笔录，固定和解过程与结果，这份案卷材料将成为后续所有程序的基础。
第二步：案件分流的关键十字路口——撤案、移送或提建议审查确认和解协议真实有效后，公安机关将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走向不同的程序路径。这是整个“刑事和解后公安程序”中最具决定性的环节。
对于部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叁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可以和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这是对当事人最理想的一种结果，意味着刑事程序就此终结。
但请注意，“可以”不等于“应当”。更多的情况是，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便达成和解，也依然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责。这时，公安机关会继续侦查，完善证据链，然后依法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不过，在移送案卷时，公安机关必须将《和解协议书》、赔偿履行凭证、被害人谅解书等材料一并附送，并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书面建议。这份“公安建议书”在检察院审查阶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刑事和解”这一量刑情节在程序上的重要体现。
我经手的一个交通肇事案就很典型。当事人积极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并达成和解。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依然移送检察院。但在移送意见书中，明确载明了当事人全部履行赔偿、取得谅解、认罪悔罪等情节，并建议从宽处理。这为后续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叁步：后续环节的衔接与当事人应对——不止于公安阶段很多人误以为，公安机关程序走完就万事大吉。实际上，刑事和解的效力贯穿于刑事诉讼全程。公安机关的程序处理，直接为检察院和法院的后续工作设置了“议题”。
对于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时，会把和解情况作为是否起诉以及如何量刑的重要考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即使起诉，也会在起诉书中写明和解事实，并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
到了审判阶段，人民法院会将已履行的和解协议作为量刑情节，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这里的“从宽”，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体现为适用缓刑，或者在法定刑幅度内较大幅度地降低基准刑。
作为当事人，在这一系列程序中绝不能被动等待。在公安阶段，要确保和解协议规范、履行到位，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制作笔录、固定证据。案件进入检察或审判阶段后，也要及时通过律师向办案机关强调和解已经达成并履行完毕的事实，提交相关证据，主动争取将和解的“程序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实体从宽结果”。
结语：和解是智慧，程序是保障归根结底，刑事和解是当事人以法律许可的方式，主动修复社会关系、自我救赎的智慧选择。但它并非脱离法律程序的“私了”。公安机关的审查、分流、建议，恰恰是将这份“私人的和解”纳入“国家的法治轨道”的必要过程，是对和解成果的法律确认和程序保障。
理解“刑事和解后公安程序”的这叁个关键步骤，不仅能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更能让当事人和家属清晰地知道在每个环节该做什么、能期待什么，从而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争取最有利的法律结果。在法律框架内积极化解矛盾，永远是值得鼓励的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