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林砚，一名在基层法院工作了近十年的刑事法官。每天，我经手最多的文书类型_x0008__x0008_之一就是“简易程序”的刑事判决书。在外界看来，这类文书格式固定、案情简单，似乎只是“走过场”。但在我和许多同行眼中，恰恰是这份看似简单的“简易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成为了衡量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微妙天平，也时常让我们陷入沉思。
“简”字背后，真的只是简化吗？
提到“简易程序”，很多人会联想到速裁、认罪认罚、案情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设置这一程序的初衷，是为了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让简单的案件快速流转，从而让法官有更多精力去处理疑难复杂案件。体现在文书上，就是裁判文书说理的“简化”。然而，在实践中，“简化”很容易滑向“简化”甚至“不说理”。
我遇到过不少当事人或家属，拿到一份只有寥寥数行、几乎全是模板化语言的判决书后，满脸困惑地问我：“法官，我知道我错了，也认罪了，但为什么判这个刑期？罚金是怎么算出来的？”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能被理解、被信服的理由。当文书说理过于简略，仅仅引用法条和格式化结论时，即便结果公正，也难以消除当事人心中的疑虑，司法的教育功能和服判息诉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简易程序说理的“叁重困境”
首先，是效率与说理深度的矛盾。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是现实的。一个法官一天可能要处理数起简易程序案件，要求每份文书都像普通程序案件那样详细论证，在时间和精力上确实不现实。这导致了许多文书说理停留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故依法从宽处理”的层面，缺乏对量刑情节（如自首、退赃、取得谅解）如何具体影响刑期的个性化分析。
其次，是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潜在风险。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广泛适用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简易程序案件都伴随着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此时，裁判文书说理的重点，应当从“定罪”适当转向“量刑”。被告人更关心的是：我的认罪态度究竟换来了多少“从宽”？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是否被完全采纳？若有调整，理由何在？如果文书对此语焉不详，被告人可能会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效产生怀疑，甚至认为“认不认罚都一样”。
最后，是司法公信力的微观建构。每一份裁判文书，都是司法面向公众的一扇窗口。一份说理充分的简易程序文书，即使案件再小，也能让公众感受到司法的严谨与温度。反_x0008__x0008_之，千篇一律、缺乏灵魂的文书，会无形中削弱司法权威，让公众产生“司法流水线”的负面观感。
让“简”案也有“理”：我们可以做的改变
改变并非要推翻简易程序的效率优势，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寻求更精细化的平衡。我认为，优化简易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
第一，推行“要素式”说理与“个性化”补充相结合。 对于最常见的危险驾驶、盗窃、轻伤害等案件，可以制定更精细的“说理要素清单”。例如，在危险驾驶案中，文书必须明确写明血液酒精含量、有无从重情节（如醉驾上高速、发生事故）、有无从轻情节（如坦白、认罪认罚），并清晰展示这些要素如何共同作用于最终的拘役期限和罚金数额。在标准化要素_x0008__x0008_之外，留出空间给法官补充本案的特殊情况，实现“模板不僵化，简练不简陋”。
第二，强化量刑说理，特别是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回应。 文书应当明确回应量刑建议。如果法官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可以简要说明理由；如果进行了调整，哪怕是微调，也必须说明调整的依据。例如，“公诉机关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鉴于被告人在庭审后全额退赔并取得被害人书面谅解，该情节在量刑建议提出后发生，本院予以确认，故在量刑建议基础上酌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这样一段话，既肯定了认罪认罚的基础从宽，又体现了对新增从宽情节的独立评判，说理清晰，令人信服。
第三，善用技术工具，为法官“减负增能”。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推进，可以开发智能辅助系统。系统能根据案件录入的要素（犯罪金额、情节、认罪阶段等），自动生成说理段落雏形或提供相关判例参考，法官在此基础上进行审核、修改和确认，从而将法官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把宝贵的时间用于关键情节的判断和说理的打磨上。
第四，转变观念：简易程序不等于“不重要”的程序。 timi天美传孟若羽司法工作者自身而言，需要认识到，再简单的案件，对当事人来说都是人生中的大事。一份说理充分的简易程序判决书，是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尊重，是对其未来回归社会的法律指引，更是向社会公众进行法治宣传的生动教材。它承载的价值，丝毫不亚于一份复杂的判决书。
作为一名长期身处审判一线的法官，我深知改革_x0008__x0008_之难在于惯性，也贵在点滴积累。优化简易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并非要追求辞藻的华丽或篇幅的冗长，而是要追求“精准”与“透明”。让每一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清晰可见，让公平正义不仅实现，而且以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实现。这或许正是我们从“简”入手，通往更坚实司法公信力的一条必经_x0008__x0008_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