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执业超过十五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打交道。在这些案件中，正当防卫的认定问题，常常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也是公众舆论关注的漩涡。每当看到当事人因反击侵害而身陷囹圄，或者施暴者因“防卫过当”的争议而减轻罪责，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厘清这条法律界限的紧迫性。今天，我想结合几个近年的刑事真实案例分析，和大家聊聊正当防卫制度的核心——它的本质是什么，边界又在哪里。
一、不再是“沉睡条款”：正当防卫理念的司法觉醒曾几何时，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极为谨慎，甚至被法学界称为“沉睡条款”。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只要造成侵害者重伤或死亡，防卫行为就很容易被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故意伤害。这种“唯结果论”的倾向，无形中给防卫人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要求他们在极度紧张、恐惧的瞬间，做出精准无误、力度恰好的反击，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但近年来，从“于欢案”到“昆山反杀案”，一系列标志性案件的判决，清晰地传递出司法理念的转变。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反复强调要“依法鼓励正当防卫”，“切实矫正‘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向”。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法律的天平开始更多地向防卫人倾斜，更加注重对不法侵害行为本身的评价，而非单纯以损害结果倒推防卫性质。这意味着，法律正在努力为敢于反抗不法侵害的公民撑腰。
二、关键分歧点：如何理解“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就成了实践中最大的争议点。通过分析多个刑事真实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法官在判断时通常会综合考量以下几个动态因素，而非静态的“武器对等”或“伤害对等”。
首先是侵害的强度与紧迫性。如果侵害行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比如使用刀具、棍棒等进行攻击，或者存在多人围殴的情形，那么防卫人采取相应强度的反击手段，甚至造成侵害人伤亡，就更可能被认定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在一个我经手的案例中，当事人深夜独行遭遇持刀抢劫，在争夺刀具过程中将对方刺伤。法院最终认定，在生命受到直接、现实威胁的情况下，其防卫行为是必要的，构成正当防卫。
其次是防卫人的处境与认知能力。法律不能强求一个普通人在突如其来的暴力面前，保持绝对的冷静并精确计算反击力度。法官会设身处地考虑防卫人当时所处的环境、时间、心理状态以及双方的力量对比。例如，在封闭空间内、孤立无援时遭受侵害，与在开阔公共场所、有机会呼救或逃离时遭受侵害，防卫行为的“必要性”尺度是不同的。
叁、特殊防卫权：对暴力犯罪的“无限防卫”《刑法》第二十条第叁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条款是公民对抗严重暴力的坚强盾牌。
理解特殊防卫权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它不仅仅指罪名，更着重于行为的性质和强度。例如，一起案件中，侵害人虽然最初只是意图寻衅滋事，但在殴打过程中突然掏出匕首刺向被害人要害部位，此时侵害性质就已转化为“行凶”这类严重暴力犯罪，被害人据此进行反击致侵害人死亡，法院判决成立特殊防卫。这提醒我们，防卫权的判断是动态的，需跟随侵害行为升级而升级。
四、避免陷阱：正当防卫与互殴的区分在众多刑事真实案例中，另一个常见的混淆点是正当防卫与互殴的区分。实践中，一些本可能构成正当防卫的行为，因为前期存在口角、推搡等冲突，而被司法机关简单地定性为“互殴”，导致防卫人权利得不到保障。
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有无防卫意图和侵害的先后与主动性。正当防卫具有被动性和应对性，是针对不法侵害的自我保护和反击；而互殴双方则都具有主动攻击对方的意图，是相互侵害。因此，在纠纷初期保持克制，在对方首先实施实质性暴力攻击后才进行反击，并且反击目的是为了制止侵害而非报复，对于认定正当防卫至关重要。清晰的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此类案件的定性中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五、给公民的启示：理性防卫与证据意识通过对这些刑事真实案例的梳理，我想给各位读者两点实用的建议。第一，树立理性的防卫观。法律鼓励正当防卫，但绝不提倡滥用暴力。在可能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报警、逃离等避免直接冲突的方式。当退无可退、必须防卫时，反击行为应当以制止侵害为限度，一旦对方丧失侵害能力就应停止。
第二，强化证据意识。事后进入司法程序，还原现场全靠证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记住侵害人的体貌特征，留意现场是否有监控摄像头，事后及时报警并固定伤情鉴定、现场照片、目击者联系方式等证据。这些细节，很可能成为法庭上认定你行为性质的关键。
法律赋予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本质上是授予我们在公力救济不及的危急时刻，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私力武器。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放宽，体现了法治的进步与人性的温度。作为法律人，我期待每一个合法的防卫行为都能得到法律的公正评价，让正义不仅得以实现，而且能以人们看得见、信得过的方式实现。这不仅能惩恶扬善，更能塑造一个“邪不压正”的、更安全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