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业超过十五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我处理过形形色色的案件，也见证过司法体系的进步与挣扎。每当有“近期刑事冤案”的报道进入公众视野，我的内心总是交织着复杂的情绪——既有对蒙冤者及其家庭的深切同情，也有对如何从制度层面防范悲剧重演的紧迫思考。今天，我不想仅仅停留在对个案的唏嘘上，而是希望与大家一同探讨，在法治建设不断深化的今天，我们应如何通过夯实程序正义的每一个环节，来最大限度地防止冤案的发生。
冤案的“病灶”：不止于“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公众对冤案的认知，往往始于“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这类极具冲击力的戏剧性反转。然而，这些只是冤案得以昭雪的“结果”，而非其产生的“原因”。透过近年来披露并得到纠正的多起案件，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更具普遍性的程序性症结。
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是其中关键一环。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曾被称作“证据_x0008__x0008_之王”，却也是酿造冤狱的“毒树_x0008__x0008_之果”。尽管《刑事诉讼法》早已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实践中，启动排非程序、特别是排除关键性口供，依然面临重重阻力。侦查阶段形成的“证据闭环”一旦形成，后续的审查起诉和审判环节有时会不自觉地沿着既定轨道滑行，难以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穿透式审查。
对“口供中心主义”的过度依赖，是另一个顽疾。当侦查资源有限或破案压力巨大时，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有时会成为破案的“捷径”。然而，一旦供述成为定案的核心甚至唯一支柱，而物证、书证、鉴定意见等客观性证据薄弱或存在矛盾，整个案件的基础就变得异常脆弱。人的记忆会模糊，陈述会反复，甚至在极端压力下会扭曲，将大厦建于流沙_x0008__x0008_之上，风险可想而知。
科学证据的误读与盲从，同样值得警惕。顿狈础鉴定、指纹比对等科技手段极大地提升了侦查精度，但并非万能。检材污染、鉴定标准理解偏差、甚至极少数情况下的鉴定错误，都可能将侦查引入歧途。更常见的是，对鉴定意见的“科学光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忽视了其结论的或然性（如概率大小）和限定条件，导致科学证据被不当放大其证明力。
程序正义：不只是“步骤”，更是“权利”的屏障防范冤错案件，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办案人员的“明察秋毫”或“良心发现”，而必须依靠刚性、细密的程序制度。程序正义的价值在于，它通过一系列看得见的、必须遵守的规则，为发现实体真实设置了一条更可靠的路径，同时筑起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个人权利的堤坝。
律师辩护权的实质化，是程序正义的核心支柱。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防止错误指控、确保审判公正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从侦查阶段的会见、调查取证，到审判阶段的质证、辩论，律师的有效参与能够及时提出不同视角、质疑薄弱证据、揭示程序违法。近期一些冤案的纠正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原审中辩护权未能充分保障的反思。确保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听取”、“合理质疑被回应”，是过滤冤错风险的重要程序筛网。
庭审实质化的持续推进，是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关键。过去“案卷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容易使庭审流于形式。如今，强调证人、鉴定人出庭，通过当庭举证、质证、辩论来查明事实，使得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强弱在法庭上接受直接检验。这要求法官更加中立、积极地主持庭审，也要求公诉方和辩护方进行更充分的对抗与说理。唯有法庭成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真正场所，冤案滋生的空间才会被大幅压缩。
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坚守，是司法勇气的最终体现。当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时，敢于作出无罪判决，是防范冤案的底线原则。这需要司法者顶住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将法律精神和证据规则置于首位。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保障同样重要。
向前看：科技赋能与制度完善的双重路径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行。除了巩固既有程序防线，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探索正在为预防冤案注入新动力。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辅助应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证据标准数据模型的构建，可以辅助司法人员对证据链条的完整性、证明力进行系统性校验；法律文书智能分析，有助于发现同类案件中的证据共性问题和裁判尺度。当然，技术永远是辅助工具，最终的判断和责任必须由人来承担。
终身负责制的严格落实，倒逼办案质量的提升。司法责任制要求“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并将责任追溯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这促使每一位司法人员在每一个程序节点上都更加审慎，因为他们的签名将伴随案件终身。责任的明晰，是公正最有效的催化剂_x0008__x0008_之一。
刑事申诉机制的畅通与复查力度的加强，为纠错提供了最后的出口。冤案的平反，许多都始于当事人及其家人不屈不挠的申诉，以及司法机关对申诉的重视和依法重启审查。畅通申诉渠道，完善再审启动标准，对于发现和纠正历史积案中的错误，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每一起冤案的纠正，都是司法的一次自我修正和公信力的重塑。它痛苦，却必要。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我深信，对程序正义近乎苛刻的追求，对法律赋予每一项权利的切实保障，才是对“不枉不纵”目标最坚实的托举。这条路漫长而曲折，但每一个环节的改进，每一次对程序的敬畏，都在让“近期刑事冤案”这样令人心痛的词汇，离我们的未来更远一些。这不仅是对司法者的要求，也需要我们每一个关注法治的公民，保持理性监督与持久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