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刑事审判领域耕耘了十多年的法律工作者，我时常需要面对一个核心的追问：刑事司法，究竟是在执行一套冰冷的条文，还是在守护一份有温度的公义？最近，通过对双流法院一系列刑事案件的观察与思考，我找到了一个颇具启发的视角——那些优秀的刑事审判，往往是在“法理”的刚性框架内，巧妙地融入了对“情理”的审慎考量，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事审判绝非简单的“对号入座”。将刑法条文与案件事实机械对应，或许能得出一个形式上正确的判决，却未必能真正平息纠纷、修复社会关系。双流法院在处理一些涉及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引发的轻微伤害案件时，就展现了这种超越机械司法的智慧。例如，在一起因宅基地边界长期积怨引发的互殴案件中，如果仅仅依据伤情鉴定结论定罪量刑，很可能导致两家矛盾进一步激化，埋下更深的隐患。
刑事和解不是“和稀泥”，而是修复的艺术
双流法院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并规范适用刑事和解程序。这并非外界误解的“花钱买刑”或“和稀泥”。在法律框架内，促成真诚的和解，其价值远超一纸判决。法官需要细致审查和解的自愿性与合法性，确保被害人获得实质赔偿与抚慰，同时考察被告人的真诚悔罪态度。在上述宅基地纠纷案中，承办法官没有急于下判，而是多次组织双方调解，邀请村中有威望的长者参与，从“远亲不如近邻”的情理出发，引导双方回顾多年邻里情分，最终促使被告人真诚道歉、足额赔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判处了缓刑。案件审结后，回访显示两家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缓和。这个过程，严格遵循了《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和解程序的规定，但法官的工作，恰恰是在法律程序_x0008__x0008_之中，注入了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的“情理”动能。
量刑规范化中的“个别化”考量
在量刑环节，双流法院的实践也体现了这种融合。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已经建立了相对精细的“叁步走”量刑方法，但其中依然为法官保留了一定的裁量空间，尤其是对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考量。比如，在审理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或初犯、偶犯案件时，除了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被告人平时的表现、犯罪的具体动机（如是否为生计所迫、是否事出有因）、悔罪的实际行动等“情理”因素，都会被纳入综合权衡。我曾关注过一起双流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盗窃案，被告人系在校学生，因虚荣心作祟盗窃同学手机。法庭在依法认定其犯罪事实的同时，格外注重调查其成长环境、在校表现，并听取了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及社工的详细意见。最终，在判处非监禁刑的同时，法官在判决书中用了相当篇幅进行法庭教育，言辞恳切，既讲明了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也指出了未来的希望与出路。这份判决，量刑在规范_x0008__x0008_之内，说理却在情理_x0008__x0008_之中，更像是一封写给迷途少年的警示信与鼓励函。
证据裁判原则下的“常情常理”判断
即便在最讲求严谨客观的证据审查领域，“情理”也并非毫无作用。当然，这里的“情理”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指“经验法则”或“常情常理”。双流法院的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真实性时，常常会结合日常生活经验、逻辑规则进行判断。例如，在一起诈骗案件中，被告人对巨额资金去向的辩解明显违背商业管理常理，与在案其他证据无法印证，这种基于“常理”的质疑，就成为引导进一步调查或最终不予采信其辩解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也明确规定“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可见，合乎情理的逻辑判断，是证据裁判原则的内在要求。
司法公开让“法理情”的融合看得见
要让公众理解并信服刑事判决中“法理”与“情理”的平衡，司法公开至关重要。双流法院通过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将法官的裁判心证过程更多地展示在公众面前。一份说理充分的判决书，会详细阐明为何采纳此证据而非彼证据，为何认定此情节具有从宽或从严处罚的价值，将法律条文、案件事实与裁判理由_x0008__x0008_之间的逻辑链条完整呈现。当公众能够看到，判决不仅是法条的引用，更是对案件前因后果、当事人具体处境的全方位审视后，司法的公信力与裁判的可接受性自然会得到提升。
刑事司法的终极目标，是维护正义、秩序与和平。双流法院的实践启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法理”的刚性力量，还需要“情理”的柔性滋养。一位优秀的刑事法官，既是精通法律的裁判者，也应是洞察世事、通达人情的智者。在法庭这个庄严的场域里，让“法理”为“情理”划定边界，让“情理”为“法理”注入温度，如此作出的判决，才能既捍卫法律的尊严，又契合人民心中那份朴素的正义观，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这或许就是新时代刑事审判艺术所追求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