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执业超过十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我每天都要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案件。在咨询和庭审中，我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当事人和家属对“正当防卫”抱有最朴素的正义观，认为“别人打我，我还手就是天经地义”。然而，当他们的行为被公安机关立案，甚至被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起诉时，往往感到巨大的困惑与不公。这时，我总会和他们深入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刑事法15条”（注：此处指刑法第二十条，因部分法律汇编或民间习惯表述，可能被简称为相关条目）。这条法律，远不止“可以反击”四个字那么简单，它背后是一套精密、严谨且时常伴随巨大争议的司法认定逻辑。
今天，我不想从冰冷的教科书定义讲起，我想带你走进这条法律的肌理深处，看看司法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究竟在考量什么，那些看似合理的反击，又为何有时不被法律所庇护。
一、时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精确刻度
几乎所有对正当防卫的误解，都始于对时间点的模糊认知。刑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正当防卫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八个字，在法庭上常常被分解成显微镜下的审视。
我经手过一个典型案例：小李在夜市与王某发生口角，王某先推搡了小李，并扬言“你等着，我去叫人”。王某随即转身离开，走向不远处停着的面包车。小李感到极度恐惧，认为王某是去取械，于是抄起旁边的塑料凳子，冲上去砸向王某的后脑，导致王某轻伤。在这个案子中，小李的辩护律师极力主张正当防卫。但检察机关和法院最终没有采纳。核心争议点就在于：王某转身离开的瞬间，其“推搡”这个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他“去叫人”的威胁，是否构成了“正在进行”的侵害？
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正在进行”要求侵害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王某离开的行为，事实上导致了侵害的暂时中断，其未来的威胁（叫人）属于一种侵害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此时，小李更适宜的选择是报警或离开现场，而非主动升级冲突。他的行为被认定为“防卫不适时”，更符合故意伤害的构成要件。这个案例清晰地告诉我们，法律对防卫时机的判断，近乎苛刻，它要求你的反击必须卡在侵害行为“发生”到“结束”这个非常短暂的窗口期内，过早或过晚，都可能使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二、限度：何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这是正当防卫认定中最富弹性的地带，也是辩护律师与公诉人交锋最激烈的战场。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什么叫“明显超过”？什么叫“必要”？这几乎是在要求一个身处极度紧张、恐惧状态下的普通人，瞬间做出堪比专_x0008_业法官的精准量刑判断。
想象一个场景：深夜，独居女性小张发现一名陌生男子撬窗入室。男子被发现后，手持螺丝刀向小张逼近。小张情急_x0008__x0008_之下，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刺向对方，男子被刺中要害，经抢救无效死亡。这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
近年来，随着“于欢案”、“昆山龙哥案”等标志性案件的推动，司法机关对于防卫限度的把握呈现出更加宽松、倾向于保护防卫人的趋势。在上述假设场景中，判断的核心在于：不法侵害的严重程度。夜间侵入住宅，本身已构成刑法中的“非法侵入住宅罪”，且男子手持工具逼近，对小张的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侵害强度下，使用刀具进行反击，致不法侵害人死亡，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法律不强求防卫人在生死关头还要进行“武器对等”的精确计算，关键在于侵害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反_x0008__x0008_之，如果双方只是徒手互殴，一方在已经明显控制住对方、侵害已停止的情况下，继续实施殴打导致对方重伤，这就极有可能被认定为“超过必要限度”。法律的天平，始终在“制止不法侵害”和“避免滥用私刑”_x0008__x0008_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
叁、特殊防卫：面对严重暴力犯罪的“无限防卫权”
刑法第二十条第叁款赋予了公民一项特殊的权利：“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俗称的“无限防卫权”。
但请注意，它的启动条件极为严格。关键词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它排除了一般的侮辱、诽谤、小偷小摸等不法侵害。例如，对于单纯的盗窃行为，即便被发现后小偷逃跑，你追上去将其打成重伤，这通常不会被认定为特殊防卫，因为盗窃行为本身（在未转化为抢劫的情况下）通常不被视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这项条款的存在，实质上是法律向公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当你的生命、重大健康、性自主权等核心法益面临紧迫的、严重的暴力威胁时，法律赋予你充分的防卫自由，以彻底消除这一威胁。它是对公民在极端情况下自救行为的强力背书，也是刑法“惩恶扬善”价值的集中体现。在实践中，辩护律师往往会竭力论证不法侵害的行为已符合“行凶”等严重暴力犯罪的特征，从而适用本款规定。
四、证据：你如何让法官相信“当时”发生了什么？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法庭上认定的，是能够用证据构建起来的事实。正当防卫的主张能否成立，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证据。遗憾的是，很多真实的防卫场景发生在瞬间，缺少监控录像，缺少第叁方证人。
我曾遇到一个令人扼腕的案子：我的当事人声称对方先持刀砍来，他夺刀后反击致对方死亡。但现场没有监控，唯一的目击者是他的亲属，证言证明力较弱。而对方身上的伤痕、刀具上的指纹分布等客观证据，经过公诉机关的解读，更倾向于支持“互殴”或“防卫过当”的指控。最终，因为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和“严重性”，当事人的正当防卫主张未能获得法庭支持。
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建议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报警，并尽量保存现场。手机录音、录像，寻找附近的监控摄像头，留意可能的目击者，这些都可能成为日后还原真相的关键碎片。事后冷静、清晰地向警方陈述事发经过，比在法庭上临时回忆要可靠得多。
结语
解读“刑事法15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法律文本，更是一套对于勇气、恐惧、理性和限度的复杂社会规则。它理解人性的弱点，也期待公民的理性。它绝非鼓励以暴制暴，而是在公力救济无法及时抵达的空白地带，为公民的自力救济划出了一道庄严而审慎的边界。
作为法律人，我的职责是帮助公众理解这条边界究竟在哪里。它不在冲动的拳头上，而在对侵害“正在进行”的冷静判断里；不在愤怒的尺度上，而在“必要限度”的理性权衡中。了解这些细节，不是为了束缚我们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双手，恰恰是为了让我们在真正需要挺身而出时，能做到心中有底，手中有度，让法律成为我们最坚实的后盾，而非事后的意外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