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民事律师，我每天面对最多的咨询不是如何起诉，而是胜诉后如何执行。许多当事人手握生效判决，却在执行程序中屡屡碰壁。就在上周，一位姓陈的公司主向我倾诉，他的债务人通过恶意转移资产、虚构债务等手段，让300多万元的胜诉判决几乎成为一纸空文。这种“执行难”的困境，正在通过“民事执行立刑事”的司法实践被打破。
在传统的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列入失信名单。但近年来，随着《刑法》第313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强化适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完善，民事执行与刑事追责的衔接机制日益成熟。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犯罪分子同比增长23.7%，这一数据背后是司法机关破解“执行难”的决心。
我曾代理的一起建筑工程纠纷案中，被告公司在败诉后将其主要资产无偿转让给关联方，导致执行落空。我们及时向法院提供了转移资产的证据链条，法院随即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终，不仅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转让的资产也被依法追回。这个案例生动展现了民事执行立刑事的实践价值。
不少当事人困惑：什么样的行为会从民事纠纷升级为刑事案件？根据司法实践，以下情形值得特别关注：
恶意转移财产是最常见的涉罪情形。比如在诉讼期间或判决生效后，故意将房产、车辆、股权等财产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或者通过虚构债务、虚假诉讼等方式稀释自身责任财产。我接触的一个典型案例中，被执行人在一个月内将其名下的叁处房产全部“出售”给近亲属，这种明显的逃债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涉嫌犯罪。
暴力抗拒执行同样可能触发刑事追责。除了物理暴力，威胁、围攻执行人员，抢夺执法器材等行为都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去年某地法院处理的案件中，被执行人组织亲友围堵执法车辆，导致执行工作中断，相关责任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
隐瞒、销毁财产线索也是常见问题。有的被执行人通过使用他人银行账户、现金交易等方式隐匿真实财产状况，这种行为一旦查实，同样可能面临刑事追责。随着大数据查控系统的完善，这类行为的查处效率正在显着提升。
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了解启动刑事追责的程序至关重要。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向执行法院提出控告，由法院审查后移送公安机关；二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我建议优先选择第一种方式，因为执行法官对案件情况更为了解，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是否涉嫌犯罪。
在准备材料时，重点应当放在证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这一核心要件上。包括但不限于：被执行人拥有财产的证据、消费流水记录、出行记录、工商登记信息等。我团队最近处理的一起案件中，我们通过调取被执行人乘坐头等舱、入住五星级酒店的记录，成功证明了其具备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的主观故意。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对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为实践操作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
民事执行立刑事并非目的，而是保障债权实现的手段。在实践中，我观察到这一机制产生了显着的威慑效果。许多被执行人在得知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后，态度会发生明显转变，从消极对抗转为积极协商。
去年我代理的一起合同纠纷执行案中，被执行人在得知我们准备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法院提起刑事控告后，主动联系法院要求和解，并在两周内支付了全部欠款。这种“以刑促执”的效果，正是民事执行立刑事制度的价值所在。
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关键在于及时固定证据，敏锐识别被执行人的违法行为，并在适当时机启动相应程序。同时也要注意，刑事追责与民事执行可以并行推进，不必等到民事执行完全无望时才考虑刑事途径。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民事执行立刑事已经从理论构想走向司法常态。作为法律从业者，我见证了这一转变对执行生态的积极影响。对于权利人而言，这意味着维权手段的丰富和维权效率的提升；对于被执行人而言，这是对其规避执行行为的明确警示。
在执行案件中，既要坚定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要善用法律赋予的各种手段。民事执行与刑事追责的有机结合，正在为破解“执行难”开辟新的路径，也让公平正义在“最后一公里”加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