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十五年的法官，我每天都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最近几起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是否还能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
我国现行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叁个层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不满十四周岁的，不负刑事责任。
这套制度设计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立法者考虑到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辨识和控制能力较弱，设置了相对较高的刑事责任年龄门槛。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的普及让现在的孩子更早接触社会，生理和心理成熟年龄明显提前。我审理过的一个案件中，一名十叁岁男孩精心策划了抢劫计划，作案后还冷静地销毁证据，其心智成熟程度令人震惊。
去年我参与调研的一个数据显示，某省未成年人犯罪中，十四周岁以下的比例从十年前的3.7%上升到现在的8.2%。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低龄犯罪中暴力犯罪占比超过六成。数据背后是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十二岁男孩持刀杀害邻居幼童、十叁岁学生强奸同班同学...
这些案件发生后，加害者因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只能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送往专_x0008_门学校进行矫治。但现实是，专_x0008_门学校的数量有限，入学门槛高，大多数孩子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受害者家属的悲痛与无助，与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调整体现了立法者对现实关切的回应。我记得修正案通过后，我们法院组织了一次专_x0008_题研讨会。一位资深检察官指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构建更加完善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体系。在实践中，最高检对这类案件的核准会极其慎重，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手段、悔罪表现等多方面因素。
我们必须认识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我接触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近八成来自功能失调的家庭。父母监护缺失、教养方式不当、家庭关系紧张，往往是孩子走上歧路的重要原因。
去年我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名刚满十二周岁的男孩因故意伤害罪被起诉。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这孩子父母离异后各自组建新家庭，他从小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在学校长期遭受霸凌。案发当天，他是在被多名同学围殴后才掏出水果刀乱挥的。这样的案例让我深思：单纯的惩罚能否真正解决问题？
我认为，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多方合力。学校应当配备专_x0008_业的心理教师，定期开展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社区需要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及时发现和干预问题行为。司法机关则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
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刑法修正案形成了有机衔接。这叁部法律共同构建了从预防到矫治、从教育到惩罚的完整制度体系。在实践中，我们法院与教育部门、共青团组织合作，建立了罪错未成年人观护基地，通过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公益服务等方式，帮助他们回归正途。
每当我看到那些站在被告席上的稚嫩面孔，内心总是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司法公正，给受害者一个交代；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放弃这些孩子，他们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法律的适时调整反映了社会的共识与进步。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未成年人犯罪不会因为年龄而免于追究，同时也提醒我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作为法律人，我期待看到更多专_x0008_业力量介入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更科学的评估机制应用于司法实践，更完善的矫治体系帮助迷途少年重返社会。毕竟，司法的目的不在于惩罚，而在于守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包括这些孩子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