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律师，一个处理了上百起婚姻家事纠纷的法律从业者。在我的执业生涯里，见过太多因“病”而起的婚姻悲剧，其中不少都指向一个核心法律问题：当一方患有严重疾病，却选择在婚前隐瞒，这桩婚姻在法律上会走向何方？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当“婚姻法”遇上“严重疾病”，法律究竟为我们划下了怎样的红线。
一纸婚书，能否被“疾病”击碎？在很多人朴素的观念里，结婚后发现配偶患有重大疾病，尤其是可能影响共同生活或生育的疾病，第一反应往往是“被骗了”，进而想解除婚姻关系。从法律角度看，这直接触及了婚姻的效力问题。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作为现行有效的“婚姻法”核心，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明确指出：“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撤销婚姻”，而非“离婚”。这两者有本质区别。离婚是解除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而撤销婚姻则意味着这场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被视为从未发生过。对于被隐瞒的一方而言，在法律身份上，你将恢复“未婚”状态，这直接影响后续的财产分割、遗产继承等一系列权利义务。
什么样的疾病，算得上“严重疾病”？这是实践中争议最多的地方。法律并未列举一个“严重疾病”的详细清单，这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也需要结合医学标准和日常生活影响来综合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倾向性意见以及大量的司法判例，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考量：
首先，是疾病的严重程度。诸如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如艾滋病、淋病、梅毒等）、有关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等），这些在医学上被认为对患者自身健康、后代健康或公共卫生构成重大威胁的疾病，极大概率会被认定为“重大疾病”。
其次，是疾病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实质性影响。一些虽不致命但需要长期治疗、耗费巨大财力精力、严重影响正常夫妻生活或生育能力的疾病，例如某些难以治愈且具有遗传倾向的生殖系统疾病、需要长期透析的严重肾功能不全等，也可能被纳入考量范围。关键在于，该疾病是否足以影响另一方作出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事先知情，另一方很可能不会同意结婚，那么该疾病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重大”。
撤销权：一把有“保质期”的利剑即便对方隐瞒了重大疾病，法律也并非无限期地为你敞开救济_x0008__x0008_之门。行使撤销权，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民法典》规定，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_x0008__x0008_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个“一年”是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或延长。一旦错过，撤销权便永久消灭，双方的关系将只能通过离婚程序来解决。
这个规定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也维护了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在我处理的一个案例中，王女士在婚后第叁年才发现丈夫李先生婚前已确诊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并长期服药。尽管病情属实且被隐瞒，但由于王女士发现事实后因顾虑家庭完整又犹豫了近两年才起诉，最终因超过法定期限，法院未能支持其撤销婚姻的请求，只能转而提起离婚诉讼。两者的法律后果和情感体验，天差地别。
隐瞒病情，除了撤销婚姻还有什么责任？撤销婚姻解决了身份关系问题，但造成的损害呢？被欺骗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付出的情感、为对方治病支出的费用、甚至自身被感染疾病的风险，这些损失如何弥补？
法律提供了其他救济途径。被隐瞒方在撤销婚姻的同时，可以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主张损害赔偿。这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例如，为治疗对方疾病所支付的医疗费、因婚姻被撤销造成的个人名誉或社会评价降低所带来的精神痛苦等，都可以在诉讼中一并提出。虽然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认定相对谨慎，但这无疑是对过错方的一种法律惩戒和对无过错方的重要抚慰。
婚前体检：一道被忽视的法律“防火墙”谈论了这么多事后救济，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前移。其实，避免陷入此类法律与情感双重困境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严肃对待婚前医学检查。虽然我国目前已强制婚检为自愿，但从法律风险防范和家庭幸福构建的角度看，婚检的价值远超一纸证明。
它不仅是了解彼此健康状况的科学窗口，更是履行《民法典》规定的“婚前告知义务”的实质性基础。坦诚地交换婚检报告，是对伴侣的尊重，也是对婚姻的负责。当双方在知情、自愿的基础上作出结婚决定，未来因健康问题产生的法律纠纷概率将大大降低。作为律师，我始终建议即将步入婚姻的伴侣，将坦诚沟通健康状况，包括家族遗传病史，视为比婚礼仪式更重要的婚前必修课。
婚姻的本质是信任与托付，而重大疾病的隐瞒，从根本上侵蚀了这份信任的基石。法律为我们设置了撤销婚姻的逃生通道和索赔的权利，但所有这些事后补救，都伴随着情感的巨大消耗和时间的紧迫压力。或许，在谈论“婚姻法有严重疾病”这一冰冷条文的同时，我们更应铭记：最大的法律风险防范，始于婚前那颗真诚与坦诚的心。在决定携手一生前，用沟通与了解，为你们的爱情筑牢最坚实的健康与法律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