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林溪，一名专_x0008_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领域的执业律师。从业十年，我处理过不少因环保问题引发的行政纠纷，但近年来，我观察到一个深刻且不容忽视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环境违法案件，正从行政处罚的范畴，悄然跨越那道严肃的门槛，进入“环境刑事移送”的司法程序。对于许多公司管理者而言，这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法律概念，而是一把可能随时落下的达摩克利斯_x0008__x0008_之剑。
过去，公司面对环境监管，更多考虑的是罚款、整改、停产。这种思维定式需要彻底扭转了。当违法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必须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从公司负责人到直接责任人员，面临的将不仅是财产损失，更是人身自由的剥夺。我接触过一些公司家，直到收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时，才惊觉事态的严重性，但往往为时已晚。
那道不容模糊的“罪与非罪”界限环境刑事移送的核心，在于准确识别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这不是一个模糊地带，而是由《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清晰界定的。例如，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叁吨以上；通过暗管、渗井、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有毒物质；或者因污染环境行为，致使公私财产损失叁十万元以上、造成一人以上重伤等严重后果的，都可能触发刑事追责。
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公司认为只要缴纳了行政罚款，事情就了结了。实际上，行政执法中的调查取证材料，很可能成为后续刑事侦查的关键证据。生态环境部门在查处过程中，一旦发现涉嫌犯罪线索，便有法定的移送义务。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多起是由行政机关在执法中发现并移送，最终追究了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这堵“行刑衔接”的墙，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日益完善。
公司合规：不仅是道德，更是“免罪金牌”在环境刑事风险高悬的当下，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合规体系，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公司生存发展的必修课。有效的合规体系，不仅能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在不幸涉罪时，也可能成为争取不起诉或从宽处罚的重要依据。
我建议公司至少关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源头控制，确保环评、验收手续齐全，排污许可规范。其次是过程管理，建立覆盖污染物产生、处理、排放全流程的监控与台账制度，确保数据真实。再者是风险排查，定期进行环保“体检”，特别是对历史遗留问题、潜在泄漏风险、危废管理漏洞等进行自查自纠。最后是应急准备，制定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相关司法政策中，都明确鼓励公司建立合规制度，对于涉案公司，合规整改情况会成为重要的量刑参考。这意味着，一套行_x0008__x0008_之有效的合规计划，在关键时刻可能成为公司的“护身符”。
责任穿透：不只是罚公司，更会追究到“人”环境刑事犯罪，特别是污染环境罪，实行的是“双罚制”。即既要对单位判处罚金，也要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这里的“责任人员”范围，在实践中可能比想象中更广。
除了显而易见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分管环保的副总、生产部门负责人、环保设施运营主管，甚至具体操作但明知违法的员工，都可能被卷入其中。法律的责任认定，越来越注重对“主观明知”和“客观行为”的综合判断。一句“我不知道”、“下面人没汇报”，很难成为有效的免责理由。决策记录、工作指令、内部邮件、通讯记录，都可能成为锁定个人责任的证据链一环。
我曾代理过一个案例，一家化工公司的车间主任，为了完成生产指标，擅自指使工人将高浓度废水稀释后直接排入雨水管网。案发后，不仅公司被重罚，该主任也因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个案例清晰地表明，环境刑事风险已经具体到了每一个决策和执行岗位。
面对移送，公司应有的正确姿态一旦得知案件可能或已经被环境刑事移送，恐慌和回避是最糟糕的选择。正确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
第一时间寻求专_x0008_业法律帮助是基础。律师可以协助梳理案情，评估刑事风险等级，并与执法、司法机关进行专_x0008_业、有效的沟通。积极配合调查同样关键，但这不意味着盲目承认所有指控。而是在律师指导下，有策略地提供证据、说明情况，重点在于厘清责任主体、行为性质以及危害后果的因果关系。
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积极进行生态环境修复与赔偿，争取被害方（如受影响的居民、集体）的谅解，是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同时，如果公司存在合规意愿但体系不完善，可以抓住时机，启动涉案公司合规整改，向检察机关申请适用合规考察程序。
环境刑事移送制度的强化，是国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必然体现。它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旨在切除那些危害环境健康的“毒瘤”。对于公司而言，与其在利剑高悬时战战兢兢，不如早日将环保合规融入血脉，将绿色发展作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毕竟，守护绿水青山，早已不只是社会责任，更是关乎公司安危与个人自由的法律底线。在这条路上，法律不会为任何侥幸心理留下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