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业超过十五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我几乎每天都要与《刑事诉讼法》的各个条文打交道。其中，第171条，特别是其对于“补充侦查”和“不起诉决定”的规定，常常成为案件走向的关键分水岭。许多当事人和家属初次接触这个法条时，都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证据不足，检察院不是直接放人，而是可以退回补充侦查？什么情况下，检察官会依据这条作出不起诉决定？今天，我想从一个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大家聊聊这条规定背后，检察官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及其对公民权利的深刻影响。
一条规定，两种可能：理解171条的“础叠面”《刑事诉讼法》第171条并非一个孤立的条款，它镶嵌在审查起诉这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简单来说，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后，检察官的“审查”工作就开始了。这时，171条赋予了检察官两项核心权力：一是认为证据不足、需要补充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二是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看似清晰的流程，在实践中却充满了微妙的权衡。我经手的一个案子，当事人因涉嫌合同诈骗被移送审查起诉。案卷材料显示，关键的资金流向证据存在重大矛盾，证人证言也前后不一。在第一次审查期限届满前，检察官依据171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这并非意味着案件“铁定”要起诉，而是给了侦查机关一次“补考”机会，也给了检察官更充分的审查时间。最终，在第二次退查后，证据链的断裂依然无法弥补，检察院作出了存疑不起诉的决定。这个过程，完美诠释了171条的“础叠面”：它既是查明事实的“补充工具”，也是过滤不当追诉的“安全阀门”。
“存疑不诉”不是无罪宣告，但它是至关重要的权利屏障很多人会将“存疑不起诉”等同于“无罪”。从法律效果上看，被不起诉人当即释放，没有犯罪记录，似乎与无罪无异。但从法律性质上严格来说，它意味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而非“法律上确认无罪”。这其中的区别，体现了刑事诉讼“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检察官不是单纯的“追诉者”，更是“法律守护人”和“客观义务”的承担者。他们的职责不仅是打击犯罪，更要保障无辜者不受追究。当证据存在合理怀疑，无法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起诉标准时，顶着压力作出不起诉决定，正是履行这一职责的体现。近年来，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深化，检察机关对于171条的运用更加主动和规范。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及，不起诉率，特别是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审慎把控，是检验司法质量的重要指标。
自由裁量权的边界：监督、复议与当事人的应对当然，检察官依据171条作出的决定，尤其是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时限以及最终是否起诉，属于“自由裁量”的范畴。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衡。法律为此设计了多重保障：对于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要求复议、复核；被害人可以向上级检察院申诉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例如认为自己根本清白，而非“证据不足”），也可以提出申诉。
从律师的角度，在审查起诉阶段，特别是涉及171条的程序时，我们的工作重点会高度聚焦。我们会细致审查全案证据，特别是那些存在矛盾、缺失或取证程序可能违法的部分，及时向检察官提交详尽的书面法律意见，指出证据体系的缺陷。我们也会与当事人充分沟通，解释每一次“退查”的法律意义，管理好他们的预期，避免因程序反复而产生不必要的焦虑。有效的律师介入，能够帮助检察官更全面、中立地审视证据，促使自由裁量权在法律的轨道内审慎行使。
在信任与制衡中，寻求司法公正的“最优解”回顾《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的立法本意和实践运行，它实质上是在“积极追诉”与“权利保障”、“司法效率”与“实体公正”_x0008__x0008_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它承认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局限，允许通过补充程序来弥补；更关键的是，它为证据不足的案件设置了一个审前出口，避免了将证据疑点带入审判阶段，节约了司法资源，也防止了公民长期陷入讼累。
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我理解检察官在运用171条时面临的复杂考量：侦查机关的意见、被害人的诉求、社会舆论的关注，以及内心对法律事实的确认。一个健康、互信的控辩审关系，有助于检察官更从容地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断。timi天美传孟若羽每个人而言，了解这条规定，意味着当自己或家人不幸卷入刑事诉讼时，能够更清晰地看懂诉讼进程，理解那些看似“来回折腾”的程序背后，所蕴含的对于案件质量、对于公民权利的严肃态度。法律的精密齿轮，正是在这些条文的咬合中，推动着正义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