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明远，一名在刑事审判领域工作了十五年的法官。在我的法庭上，我见证过无数证人带着紧张与不安走进来，他们的证言有时是厘清案件真相的唯一钥匙。然而，在法槌落下、案件审结_x0008__x0008_之后，一个看似“琐碎”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常常浮出水面——证人为了出庭作证所付出的交通、住宿、误工等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证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也深刻影响着司法程序的公正与效率。
今天，我不想从冰冷的法条堆砌开始，而是想从一个真实的困境谈起。去年，我审理了一起跨省的经济犯罪案件，一位关键证人是外地一家小公司的普通职员。他前后两次被传唤出庭，往返高铁票、两晚住宿以及被扣除的全勤奖和两天工资，加起来超过了他半个月的收入。庭审结束后，他怯生生地向书记员询问这些费用如何报销。那一刻，我看到他脸上的疲惫与无奈。这不仅仅是几千块钱的经济损失，更是一种对公民履行法定义务后是否得到制度性保障的无声诘问。
“谁主张，谁负担”？刑事证人的费用困境
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相对清晰，当事人需预缴相关费用。但在刑事诉讼中，情况截然不同。证人出庭，并非为了某个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而是为了协助法庭查明事实，实现国家刑罚权。他们的角色是“法庭的证人”。因此，将费用负担简单地推给控方（检察院）或辩方（被告人），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刑事诉讼的本质。
实践中，许多证人，尤其是那些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仅仅因为知晓案情而被传唤的证人，往往会面临“自掏腰包”的窘境。法律虽然规定了证人有权获得补助，但具体到执行层面，标准模糊、程序繁琐、报销周期长等问题普遍存在。误工损失的计算更是难点，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民、个体经营者或按日计酬的劳动者，他们的损失往往难以得到足额、及时的补偿。这种经济上的“负累”，无形中成为证人出庭作证的一道门槛。
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原则与现实_x0008__x0008_之间的沟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适用&濒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驳迟;的解释》也进一步细化了补助的范围和申请程序。
从条文上看，法律确立了“国家承担为主”的原则，这是一个进步。但“应当给予补助”的表述，在刚性上仍有提升空间。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纸面上的权利转化为证人手中实实在在的补偿，考验着司法和财政体系的协同能力。补助标准往往参照当地普通公务员的差旅标准，这可能无法真实反映证人的实际支出，特别是来自偏远地区或需要特殊交通方式的证人。申请流程需要证人自行垫付后，再凭票据向法院申请，这期间的时间成本和资金压力，对不少证人而言是一种负担。
费用承担机制，如何影响“证人出庭率”？
证人出庭率不高，是长期困扰刑事审判的一个难题。原因固然复杂，包括害怕打击报复、人情社会的压力、“事不关己”的心态等。但不可否认，出庭成本是其中一个非常现实且关键的因素。如果证人每次出庭都意味着经济损失和生活安排上的麻烦，那么其内心抵触情绪自然会增加，寻找借口推脱传唤的可能性也会变大。
尤其在一些涉及专_x0008_业知识或需要关键目击证人的案件中，证人的缺席可能导致事实无法查清，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善、便捷、合理的证人出庭费用承担机制，不仅仅是对证人的经济补偿，更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基础设施”投资。它向全社会传递一个信号：法律珍视并保障每一位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公民的权益。
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改进？让制度更有温度
基于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要破解刑事证人出庭费用承担的困境，需要从“便利化”和“合理化”两个方向着力。
首先是便利化。是否可以探索“先预支、后结算”或“法院直接代订交通住宿”的模式？对于经济特别困难的证人，能否设立绿色通道，确保其不因垫付能力而影响出庭？信息化手段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开发线上申请与审核系统，缩短报销周期，让补助发放更加高效透明。
其次是合理化。补助标准应当更具弹性，考虑地区差异、证人职业特性等实际情况。对于误工损失的补偿，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经验，引入更为科学的评估方法，或设定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日补偿金标准。更重要的是，应当将证人及其近亲属因作证面临人身危险而需要采取的临时性保护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也明确纳入保障范围。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始终相信，正义的实现不仅体现在庄严的判决书上，也体现在每一个司法细节所彰显的人文关怀里。完善刑事证人出庭费用承担机制，正是这样一个细节。它让法律不再仅仅是冷峻的条文，而是能够体谅普通人难处、鼓励公民勇敢站出来的温暖力量。当每一位证人都能没有后顾_x0008__x0008_之忧地走进法庭，我们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无疑就更近了一步。这条路还很长，但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