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林晚声，一名在基层法院从事了十几年家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在我的办公室里，听到过太多压抑的啜泣，看过太多淤青的伤痕，也经手过太多最终以“撤诉”告终的案件。每当有当事人拿着报警回执和伤情照片，却犹豫地问出“法官，这个官司，我真的能自己告赢吗？”时，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句“家暴案件是刑事自诉”的法律规定背后，承载着多么沉重的现实重量。
“自诉”二字，意味着什么？
在法律上，刑事案件分为公诉和自诉。像故意杀人、抢劫这类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由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公权力提起公诉，主动追究。而“自诉案件”，则把起诉的主动权交给了被害人自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侮辱、诽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侵占），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属于自诉范畴。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行为若构成故意伤害（轻伤）、虐待等，常常被纳入“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一自诉类型。
这立法的初衷，或许包含着对家庭关系特殊性的考量，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处分权和缓冲空间，避免公权力过度介入私人领域。然而，当“家暴”与“自诉”结合，一个冰冷的法律程序，便直接压在了身心俱疲的受害者肩上。它意味着，从收集证据、撰写诉状、到法庭举证、直面施暴者，这一系列复杂而对抗性极强的法律动作，都需要受害者独自或在其委托律师的帮助下完成。国家追诉机关的强制力在这里退居二线，受害者从被保护的客体，瞬间变成了必须冲锋在前的维权主体。
证据_x0008__x0008_之困：一场从家庭密室开始的艰难跋涉
自诉案件的核心门槛，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于家暴受害者而言，这几乎是第一道，也是最难跨越的鸿沟。家暴通常发生在私密的家庭空间，没有旁观者，甚至孩子也会被刻意支开。施暴者事后的一句“她/他自己不小心摔的”，就可能让一切真相被掩盖。
我曾审理过一个案件，女方周女士长期遭受丈夫殴打，但她每次受伤后，丈夫都会表现出极度的“悔意”，甚至下跪道歉，将她哄骗至小诊所进行简单处理，从而避免了在正规医院留下明确的诊断记录。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来到法庭，能提供的只有几张模糊的淤青照片和几段情绪崩溃、但内容指向性不明确的私下录音。对方律师轻易地质疑了照片的拍摄时间、伤痕的成因，而录音在法律上的证明力也因取证方式存疑而大打折扣。最终，因证据不足，案件未能立案。周女士离开时那绝望的眼神，我至今难忘。
证据的收集，需要法律意识、冷静的头脑甚至是一定的技巧。它要求受害者在遭受暴力的恐惧与痛苦中，还能想到要拍照、录音、报警、验伤。要求他们懂得区分“家庭纠纷”与“暴力犯罪”的报警措辞，懂得保存好每一次的微信威胁记录、病历本、报警回执。这无疑是对受害者生存智慧和心理承受力的双重考验。许多受害者，尤其是经济不独立、社会支持系统薄弱的女性，往往在第一步就败下阵来。
情感与经济：缠绕在维权_x0008__x0008_之路上的双重枷锁
即便跨过了证据关，情感与经济的枷锁依然紧紧束缚着受害者的脚步。“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让公开指控伴侣成为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她们常常被家人劝和：“为了孩子，忍一忍吧。”“说出去多丢人。”施暴者也可能利用孩子进行情感绑架：“你要是把我告了，孩子就没爸爸了，以后考公务员政审都过不了。”
这种情感勒索极具杀伤力，它让受害者内心充满愧疚和矛盾，将个人维权与社会评价、子女未来捆绑在一起，自我维权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解。另一方面，刑事自诉程序虽然可以附带民事赔偿请求，但过程漫长。聘请律师需要费用，诉讼期间可能面临施暴者变本加厉的报复或彻底的经济断供。对于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受害者，诉讼成本是难以承受_x0008__x0008_之重。她们不得不在“逃离魔爪”和“活下去”_x0008__x0008_之间做残酷的权衡。
打破困境：我们需要怎样的支持系统？
认识到“家暴案件是刑事自诉”所带来的现实困境，并非要否定这一制度，而是为了更有力地构建弥补其短板的支持系统。法律不应是孤零零的条文，而应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
首先，证据规则的适度倾斜与综合认定至关重要。司法机关在处理家暴自诉案件时，应充分理解家暴证据形成的特殊性，不苛求完美、直接的证据链。对于伤情照片、带有威胁内容的通讯记录、亲友证言、多次报警记录等，即使单一证据证明力较弱，但若能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组合，并结合受害者的陈述符合常理、具有稳定性，就应当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政策中也强调，要加大对家庭暴力事实的查明力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其次，必须打通“民刑衔接”与“公私协同”的通道。受害者提起自诉困难，并不意味着公权力可以袖手旁观。公安机关接到家暴报警，不能仅以“家务事”调解了事，必须严格履行调查取证职责，出具告诫书，固定关键证据，为可能的刑事自诉打下基础。检察机关虽不直接提起公诉，但对于证据确实、充分，被害人因恐惧或受强制等原因无法提起自诉的案件，是否可以探索一定的监督或支持起诉机制？同时，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民事强制措施，应与刑事自诉程序更紧密地配合，为受害者提供前置的、立竿见影的人身安全保障。
最后，也是根本性的，是社会支持网络的织密。社区、妇联、专_x0008_业社工、法律援助机构需要提前介入，为受害者提供从心理疏导、临时庇护、法律咨询到陪同报案的“一站式”服务。让受害者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社会组织的支持可以有效降低受害者的维权成本与心理恐惧，帮助她们完成从“受害者”到“自诉人”的角色转变。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始终相信，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仅仅在于逻辑。“家暴案件是刑事自诉”这一法律设置，需要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被不断审视和赋能。我们的目标，是让“自诉”这条法律赋予的权利通道，不再是布满荆棘、令人望而生畏的独木桥，而是一条有路灯、有扶手、有同行者的安全_x0008__x0008_之路。当受害者决定站出来时，她应该能清晰地看到，法律不仅给了她一个名义上的“权利”，更在她身后，布置好了接住她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这条路，我们还在努力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