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锋，一名在刑事辩护领域工作了十五年的律师。每天，我都在与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打交道，而其中最能牵动公众神经、也最让我感到法律与人情激烈碰撞的，莫过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在我的“刑事纠纷栏目”里，这个话题被反复提及，每一次新的案例出现，都会引发新一轮的困惑与讨论：面对突如其来的侵害，我们反击的尺度究竟在哪里？法律保护的，究竟是“不还手”的“完美受害者”，还是敢于反抗的普通人？
今天，我不想从冰冷的法条堆砌开始，而是想带你走进正当防卫认定中最核心、也最易产生误解的灰色地带。我们常常听到“防卫过当”这个词，但它就像一层迷雾，让许多本应无责的防卫者身陷囹圄。法律赋予我们防卫的权利，但这权利并非没有边界。这个边界，就划在“必要性”和“相当性”这两个关键词上。
一、不是所有“反击”都叫正当防卫：时间与限度的双重拷问
一个最常见的误解是：只要对方先动手，我就可以无限度地还击，直到对方失去侵害能力为止。这种观点在情理上或许能获得同情，但在法律上却站不住脚。正当防卫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意味着，如果侵害已经停止，比如对方已经逃跑或明确表示放弃攻击，此时再追上去殴打，就可能构成故意伤害，而非防卫。
更关键的是“限度”问题。法律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基本相适应”。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不能用大炮打蚊子”。如果对方只是徒手推搡，你却掏出刀具刺向对方要害，这就极有可能被认定为超过必要限度。判断是否“过当”，需要结合具体情境，站在防卫人当时所处的紧急状态下去理解，不能做事后诸葛亮的冷静分析。但无论如何，防卫的初衷是制止侵害，而非报复或惩罚。
二、“谁死伤谁有理”的惯性思维，正在被司法实践扭转
过去一段时间，“死者为大”、“伤者有理”的观念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判断，导致一些正当防卫者被不当追究。但近年来，随着“于欢案”、“昆山反杀案”等标志性案件的推动，司法机关的理念发生了显着变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对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
这一转变是根本性的。它意味着，司法者开始更多地站在防卫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在那种惊慌、恐惧的瞬间，一个人做出反应的合理性。例如，在判断防卫是否过当时，不再苛求防卫人必须采取最温和、损害最小的手段，而是认可在危急情况下，难以精准控制防卫的强度。这对于鼓励公民勇于同不法行为作斗争，弘扬社会正气，具有深远的意义。
叁、普通人面对侵害，如何留下对己有利的证据？
在刑事纠纷中，证据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对于可能涉及正当防卫的情形，事后如何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防卫，而非互殴或故意伤害，至关重要。作为律师，我给大家几条实用的建议：
第一，第一时间报警。这是固定事件起因、经过和现场情况最直接的方式。在向警方陈述时，清晰说明对方先实施不法侵害的事实、自己的恐惧心理以及反击是为了制止侵害。
第二，尽可能寻找目击证人。旁观者的证言是还原现场情境的有力支撑。留意周围是否有监控摄像头，并申请警方及时调取。
第叁，注意保留自身伤情的证据。及时就医，并请医生详细记录伤情部位、形态和程度。你自身的伤情，是证明对方侵害行为存在及严重性的直观证据。
第四，保持冷静，避免言语挑衅。在事后沟通或警方询问时，客观陈述事实，避免使用夸大或带有强烈情绪报复色彩的言辞。你的言行举止也是判断你主观意图的参考。
四、法律是盾牌，而非枷锁：理解防卫制度的温度
正当防卫制度，本质上是法律对公民在公权力无法及时介入的紧急情况下，进行私力救济的一种授权和保障。它承认人在面临紧迫危险时的本能反应，并试图在秩序维护与个人权利保护_x0008__x0008_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并非要求我们在刀架在脖子上时还要冷静地思考哲学问题。它允许我们因为恐惧而反应激烈，允许我们在慌乱中判断失误。只要这种反应和失误，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合理的、是出于制止侵害的目的，法律就应当给予宽容。
作为这个“刑事纠纷栏目”的常驻者，我最后想说的是，了解正当防卫的规则，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危险面前犹豫不决，恰恰相反，是为了让我们在必须挺身而出时，心中更有底气，行动更有分寸。法律是保护善良者的盾牌，而不是束缚正义的枷锁。当每个人都更清晰地知道权利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才能共同构筑一个更安全、也更敢于见义勇为的社会。面对不法侵害，法律站在敢于依法反抗的人这一边，这是法治进步最动人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