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昆山执业十年的刑事律师，我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类涉及正当防卫认定的案件。许多当事人带着困惑走进我的办公室，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律师，我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正当防卫？”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决定着案件的最终走向。
2018年的昆山反杀案成为正当防卫制度演进的重要里程碑。该案中，于海明面对持刀威胁时的反击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这个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改变了以往对防卫限度过于严苛的认定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发布的指导案例，司法机关在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过当时，更加注重整体情境的考量，而非简单对比双方伤势或使用的工具。
在实务中，我们注意到司法机关开始采用“情境判断”原则，即设身处地考虑防卫人在事发时的心理状态和认知能力。当公民面临不法侵害时，往往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能要求其作出完全理性的判断。这种司法理念的转变，体现了对公民自卫权的充分尊重。
虽然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在放宽，但防卫过当的界限仍然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根据刑法规定，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在我的办案经历中，有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当事人王某在遭遇多人围殴时，使用随身携带的刀具进行反击，造成一人重伤。我们通过调取现场监控，结合证人证言，成功论证了王某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这个案例表明，在面对多人不法侵害时，防卫强度的适当提升具有合理性。
刑法第二十条第叁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这一条款的适用需要严格把握条件。
我曾代理过一起案件，当事人李某深夜回家时遭遇持刀抢劫，在搏斗过程中致对方死亡。检察机关最初以故意伤害罪起诉，我们通过详细论证抢劫行为的暴力程度和现实危险性，最终促使法院认定李某的行为属于特殊防卫。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面临严重暴力犯罪时，法律赋予公民更大的防卫空间。
在正当防卫案件中，证据收集往往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因素。现场监控录像、证人证言、伤情鉴定等证据，都可能对防卫性质的认定产生重要影响。我建议当事人在事发后尽可能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警并配合调查。
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当事人张某在停车场与人口角，对方先动手推搡，张某反击致对方轻伤。由于停车场监控完整记录了事发经过，我们成功证明了张某行为的防卫性质。这个案例说明，完整的证据链对正当防卫的认定至关重要。
许多当事人对正当防卫存在误解，认为只要对方先动手，自己的任何反击都属于正当防卫。实际上，防卫行为的合理性需要综合判断。比如，在对方已经停止侵害或丧失侵害能力后继续攻击，就可能构成防卫过当。
另一个常见误区是忽视躲避义务。在法律实践中，如果能躲避而不躲避，直接选择对抗，可能会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当然，这个义务不是绝对的，要结合具体情境判断。比如在封闭空间或多人围堵的情况下，躲避的可能性较小，防卫的合理性就更大。
办理正当防卫案件时，我们通常会从以下几个角度开展工作：第一时间介入案件，指导当事人固定证据；全面调查事发经过，还原案件真相；深入研究类似案例，寻找有利的裁判观点；与办案机关充分沟通，阐述防卫行为的正当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对防卫情境的完整呈现。不仅要说明不法侵害的存在，还要展现侵害的紧迫性和危险性，帮助司法人员理解当事人在事发时的真实处境。这种全方位的论证，往往能有效影响案件认定。
每当我看到当事人因为正当防卫的认定而获得公正处理时，更加确信法律对公民自卫权的保护正在不断完善。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既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这需要我们在每个案件中细致工作，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
